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未来一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等五方面，列为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对新要求，我们该如何认识与把握？对此，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曹培玺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

2022年中国经济将持续恢复

记者：您比较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给我们的哪些信息、信号？

曹培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三个积极信号。

一是聚焦短期稳增长。2022年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内部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固然有疫情的影响，但“三期叠加”的阵痛是主因。外部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全球经济低位波动，竞争是长期格局，国际局势短期难以扭转。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改善民生，稳定经济基本盘的必然选择，因此定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提出政策发力适度靠前，更注重政策合力，发挥政策能效。

二是着眼长期促改革。着眼长期，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是破局的关键。长期目标的改革需要在资本要素、科技创新、内循环、共同富裕等关键领域积极推进：微观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三是关键领域防风险。会议强调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防风险重要性依然突出，做好重点领域、关键领域的风险防控、处置工作有利于为短期稳增长和长期转型提供更多的政策腾挪空间。

“稳”字定大计，“进”字做文章

记者：在您看来，稳字当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哪些方面？稳中求进又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曹培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要聚焦“稳”字定大计，牢牢把握发展的大局大势。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从容不迫，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问题导向，抓住“稳”的重点。

一是保持宏观大局稳定。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出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让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确保能源供应、价格平稳，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二是保持宏观政策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保持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稳健前行。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还要围绕“进”字做文章，不断激活发展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一是微观政策要促进市场预期恢复。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是结构政策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从“有和优”上解决“卡脖子”问题。

三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以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健康的氛围环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企业主体地位，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出来。

四是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要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开拓发展新局面。

落实中央战略决策 加快能源强国建设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列为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面对新要求，下一步该如何认识与把握？

曹培玺：这体现了中央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深思熟虑，一方面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的决心。

一是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从9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到9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再提“强化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再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双碳”转变，体现了中央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更对能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做好政策变化的衔接，总结能耗“双控”的经验，科学制定碳排放“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扎实做好碳排放统计核算，扎实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工作，扎实做好碳排放“双控”与有关产业政策的有效协同。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此次会议提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替代”和“组合”是纲举目张的关系，尤其在当前能源保供稳价的形势下，明确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能源重在增加消纳能力。当前，弃风、弃光现象仍然存在，前三季度全国弃风电量约147.8亿千瓦时，弃风率3.1%；弃光电量约50.2亿千瓦时，弃光率2%。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需要对症下药，针对输电压力要加快构建跨省、跨区的电力通道建设，发挥大电网综合平衡的能力；针对调度压力要加快抽水蓄能、调峰气电等灵活性资源建设，以及各类储能规模化的示范；针对供需压力要着力释放需求响应潜力，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和碳市场建设，进一步体现可再生能源生态环保价值。

传统能源中煤电的地位需要高度重视。今年以来，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偏紧，局部地区供需形势严峻，原因主要是电煤短缺、发电装机可用容量不足、能耗“双控”出现的限电问题。对于电煤短缺和“双控”出现的问题，通过采取政策组合拳，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但对于发电装机可用容量不足的问题，需要超前谋划，因为具有可用容量的发电装机建设工期较长，填补电力缺口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水电（含抽水蓄能）、核电建设工期超过5年，煤电建设全周期需要3年。未来相当长的时期，煤电仍将是提供可用容量的主要电源。

此外，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需要统筹好存量与增量、短期与长期、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未来，煤电出路更多体现为电力系统安全、能源系统碳中和、生态环境治理“三个压舱石”，为电力系统兜底保供、煤电掺烧生物质+CCUS的负碳排放，为能源系统实现零碳乃至负碳、“煤电+”固废耦合，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重要而又现实的支撑。

三是进一步明确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关键在科技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未完成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完全脱钩的背景下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愿景，所面临的是更大的减排压力和更短的减排周期，也更加依赖绿色科技的创新与应用。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第四代核电、新兴储能低碳技术研发及产业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存在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价值链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需要花大气力迎头赶上。

未来，需要聚焦化石能源绿色智能开发和清洁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新型电力系统、节能、氢能、储能、动力电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重点，深化应用基础研究。积极研发先进核电技术，加强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颠覆性技术研究。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集中力量开展复杂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控制、大容量风电、高效光伏、大功率液化天然气发动机、大容量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数字能源和智慧能源等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