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国基金会发展的？

王名：我是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真正开始关注基金会，是有一次在参加了徐永光老师举办的一个基金会论坛以后。我们发现很多基金会项目做得不错，包括“希望工程”“幸福工程”“烛光工程”等，跟踪研究基金会很快成为我的一个研究方向，主要从关注公益项目入手，随后注意到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公益慈善的生态系统逐渐开始建构起来。包括资金提供方、支持型组织、项目型组织、服务型组织、问责型组织等，这些组织各自起到自己的作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就开始慢慢形成。

记者：基于多年研究，您认为基金会在公益生态中处于什么位置？

王名：对于基金会，我的基本理解是，它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创新形式。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2004年以前是中国基金会发展的“史前史”，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基金会。当时并不是先有资金支持，再成立基金会，而是先有理念，直接去募款，募来的钱拿去做公益，这其实跟基金会是两回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首次允许非公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次年，国家批准民营企业和私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政策出台。不久后，“001”号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得很快，财富开始从私人领域流到公益领域中来。

留本用息，是现代基金会的核心。非公募基金会不仅是一个概念，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基金会。我觉得，现代基金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增值机制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基金会就一直花的是本金。有的非公募基金会我很看好，是因为它们把中间的增值机制做起来了。

基金会的真正价值是“把有限的财富变成无限的财富，把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的生命”。用公益的机制，使财富永续化，在我看来，这是基金会的本质。

记者：对基金会而言，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王名：有人问我，中国的基金会能做多大？在我看来，只要财富在积累、这个增值机制能够活起来并在运行，基金会是有巨大发展空间的。

此次慈善法修订，我们一直呼吁把慈善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纳入新的监管与发展体制，不要用管控社会组织的方式来管控慈善组织、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基金会宽松的政策。拿看90万家社会组织的眼镜来看不足9000家的基金会，然后去检查问题，这种约束机制不利于基金会的发展。

民政部最近也在推资助型基金会，这是现代基金会的典型形态。现代基金会做到一定程度不会自己做项目，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资金运作上，保证资金有效，建立有效的资助体系。

基金会接下来的发展还是有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怎样形成一种行业性的支持平台？深圳建立了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核心命题是帮助基金会解决保值增值问题，这很有必要。我们希望基金会成为公益的发动机，这没错。但如果财富全成了公益资产，绝对是没效率的，收益率上不去，基金会没法做大，可持续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记者：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您对公益慈善研究及相关政策推动有何助益？

王名：我从2003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先后连任了三届。其间，我把项目、调研和政协提案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套工作机制。

做好提案工作，对政策的推动意义非常重大。还记得《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促进民间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提案一经提出，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便打来电话，就有关问题和我进行了交流讨论。这件提案，让我感受到政协在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具有的独特力量。

这些年来，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关注研究，在政策推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我递交的共计150件提案中，和基金会相关的有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基金会投资收益税收优惠、做大做强基金会等，关于慈善法立法的建议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2013年至2016年，我提交的17件提案中有10件都跟慈善法有关。记得有一年，为了调研慈善立法，我到广州调研了40多次。

2014年2月人大决定起草慈善法，我向内司委提出“我们学者搞个平台，反馈社会各界不同的声音”。两个月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启“慈善立法半月谈”，围绕慈善法草案可能涉及的内容，邀请专家详细解读。参加论坛的不仅有公益界人士，内司委、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民政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基本每次都来，再带回一份份书面的讨论材料。

2016年9月1日，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慈善法实施5周年之际启动法律修订，数次专家研讨会呈现的共识是，慈善法的效能还需进一步激发，形成良好的推动势头，让公益慈善领域的规范、发展整体跃上一个台阶，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