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 姜增伟

自2013年我国第一家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至今，我国自贸试验区已扩容至21个，逐渐形成由沿海向内地的延伸覆盖。这些自贸试验区建设因区位优势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均肩负着各自的“特殊使命”。自贸试验区在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赋予自贸试验区不同的任务，有助于开展差异化改革试点、形成更多的经验成果，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到目前为止，我国自贸试验区战略就像下围棋一样，从最初零散的几颗棋子，到分别连成一片，初见规模，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盘大棋。我国自贸试验区不断扩容，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在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阶层收入差距开始增大，部分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能源紧张，甚至造成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原有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压力剧增。借鉴前期以开放促改革的做法，再次借助外力倒逼国内改革，从而推行以制度创新、制度供给为核心使命的“自贸试验区”。它是新时期对外扩大开放、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改革双轮驱动的试验田。 外部原因主要在于，近十几年来，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多边体制陷入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区域主义的发展主要由美国推动，如美国与欧盟进行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与日本等11个国家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且，这些协定的自由化程度远高于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程度。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规则谈判成为主流。如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BIT谈判，谈判目标从关境外向关境内转移、从关税等问题转移到国内投资准入等规则。在这种投资贸易竞争新格局下，为了试验我们经济的承压能力、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2013年9月29日，我们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既是新规则的“试验田”，也是失败的“容忍区”。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这种由点到面，实际上是与国家战略紧密地接轨，并有利于创新驱动、开放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等经济目标的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传统意义开发区、经济特区的升级版，也不是海关特殊监管区或保税区的升级版，而是集金融、投资、贸易、科创等领域的开放与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改革区，是全面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全面检验综合监管能力的压力测试区，也是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彻底改变行政理念、大幅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再造区。因此，其对于所在城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能够促进城市的改革发展与产业提升。实践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普通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也密切相关，人们可以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网上购物，足不出户便可实现境外购物，且贸易更自由、价格更便宜。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区内运行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建立国际标准医院，开展健康检查、慢病治疗康复、养生保健、整形美容、先进医疗技术研发等项目，提供国际先进的医疗服务。自贸试验区允许在区内注册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普通群众出境旅游更加便利。按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措施，“允许设立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设立独资人才中介机构”。通常，这些人才中介机构在境外拥有大量资源，其入驻自贸试验区，意味外资企业在内地招聘更加便利。随着跨国企业、高新企业不断进驻，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自贸试验区都有望成为年轻人的梦想实现地。

恰逢《中国自贸试验区实践与探索》出版之际，本书呈现的实践性和综合性内容非常可贵。期待涌现更多的有关自贸试验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也期待自贸试验区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充分促进我国经济实现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本文系作者为著作《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实践与探索》所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