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进

当前国家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发展特色的理论范式和框架体系。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明确了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2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设立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加强了统筹协调的力度。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到“十三五”末的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7.8%。根据《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

然而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从实际调研中发现，全国很多地方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从根本上缺乏内生源动力的驱动，因此往往会在对数字经济发展内涵缺乏深刻理解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动作僵硬；一些地方甚至为了搞数字经济而搞数字经济，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在制定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时往往倾向于贪大求全，且片面对追求数字基础设施等所谓“数字经济GDP”硬指标盲目投入，造成巨大经济和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与当前国家提倡“过紧日子”和聚焦“提质增效”的发展主旋律有所违和。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在两千多年前的《道德经》中就有“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的论述。两个世纪后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时至今日，这些理性观念始终被广泛认可，并被后人形象地定义为“第一性原理”。基于这一原理，中国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首先找到“内生源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梳理逻辑，才能进而有效驱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固然，科技创新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点无可厚非；在数字时代，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然而，在特定的背景下，以何种方式推动科技创新，最终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却时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而这也恰恰是当前中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国际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的逆全球化时代，西方势力竭尽所能打压中国，并且通过各种违背信义和道德的手段，试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一方面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惜破坏贸易规则，强行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另一方面，又抡起对华制裁大棒，极力遏制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临如此严峻的国际政治局势，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不断反复，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的多种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社会稳定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在现阶段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更应该明确方向，在政策制定上做到有的放矢，以成效为导向，优先构建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要方向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首先，应该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核心，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

由于受到整体国际经贸环境的负面影响和全球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我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干扰，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加工制造业，由于产品无法出口，大量产线被迫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赖以生存的企业苦苦挣扎，面临破产危机。但过剩的生产要素如何转化为面向国内市场的有效生产力，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加快提升创新意识，充分运用数字科技手段，重构生产关系的同时，再造生产流程，优化发展模式；通过数字化方式，面向不断变化和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个性化需要，快速大力推动柔性、定制化生产和服务。此外，应加快数据要素的有效统一和配置，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充分发挥多元化平台经济作用，高效拉动日益丰富的国内市场需求，提升供给体系水平和质量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大力倡导适用性创新，积极鼓励适用性创新技术的研发和普遍应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需要长短结合，目标导向。在满足“卡脖子”工程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适用性创新，以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设计为先导，积极主动投入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以满足面向国内经济社会多层次且不断变化升级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在这一过程中，面向社会发展及相关市场环境的需求调研至关重要，只有充分了解和掌握新时代不断演进的社会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才有可能把创新和现实的经济社会需求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此外，还应大力鼓励、推动和引导相关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面向广大授信创业团队，以低成本方式，通过分级分类等有效途径，有序开放数据资源，并通过设立评优机制，全面发动全社会创新创业力量，深度参与到适用性创新技术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去，打造多层次多结构多元化的全民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新格局。

第三，进一步关注数字经济综合型人才培养的落实工作，推动传统就业人才有效“数字化”升级。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的二百多年以来，就业始终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新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得好坏，就业同样是关键。随着近年来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加速，各类新职业不断涌现，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正在从“技能型”向“综合性”演变。可以预见，未来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格局也将朝着更加多层次、多结构的方向转变。2018年，国家发改委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为主线，以同步推进产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能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加快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政策体系，大力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就业创业服务能力，不断拓展就业创业新空间，着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接下来，还应在政策落实上，提升综合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的实效，并以此作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评价的一项关键依据。

当今世界，数字变革不可阻挡，数字经济建设对所有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体量和数字经济顶层设计等方面全球领先。然而在当前特殊国际背景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需要首先以满足国内经济和社会需求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的“内生源动力”，因为其关乎我们追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关系我们相关领域的巨大投入是否能够实现成效的最大化。与此同时，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需要高度重视基于深层次社会需求调研的适用性创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设计，并着重落实数字经济综合型人才的有效培养。

数字文明时代，中国以新的姿态屹立世界东方，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强大国力，更需要明确的方向和前所未有的大国智慧。衷心期盼中国通过拥抱数字经济而崛起，早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信息界杂志社社长、中国信息界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