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融媒体记者 罗文

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可见，从最广大基层着手，拓展群众参与政治协商渠道，为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凝聚力量，召集民意、集聚民力、惠及民心，这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治理水平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新任务、新要求、新挑战。如何立足国情，凝心聚力搞好乡村治理现代化，让共同治理共同富裕的春风持续吹进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与会委员、专家们开展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共建共治共享”重点在于主体性

从“捧着金饭碗、卖着铜价钱”到“自己的发展自己干，自己的资源自己赚”，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祁美文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分享了花田乡何家岩村的典型情况，他认为共富乡村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让农民敢做、想做、积极做。

祁美文提到的这个花田乡何家岩村虽然在2015年已经脱贫，但农民们守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过去却长期处于人均GDP、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全市平均水平的落后情况。

“积分制的主要做法是在发动群众、民主协商、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将村规民约的各项要求量化为积分指标，形成积分评价办法，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者行为约束。”这是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在作主旨发言时所提出的“创新抓手载体，用务实的工作方式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同时也是酉阳县何家岩村现状的真实写照。

祁美文表示，在组建资金池之后，县政府大力推动何家岩村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过程中不仅强调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切忌改革走到一半农民反而被薅了羊毛，“坚持利润留给农户，成本回归集体，改变‘企业赚钱、农民保底’的情况”，而且充分发挥了积分制度的激励机制，“不少农民用积分兑换到了牛羊等畜牧，家庭生产力得到了提升，干活更有劲。”

酉阳县的治理改革全过程突出体现农民主体性，资金共同管、经营自己做，市场人力对接也逐渐实现本土人才培育、政府专业陪跑，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干部陪伴，推动共富乡村合作社市场化成熟运转。对于这种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李国祥深有感触。

李国祥有着丰富的农村实践经验和农村治理问题研究心得，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他深刻意识到各个地区的主要矛盾有其特殊性，而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地抓人才、抓治理，灵活培育和引进各类治理人才。“在注重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推进的同时，也要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和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

事实证明，不同乡村不同治理组织运作往往都有差异，所以较难总结出标准化模式在不同乡村推广。“因此，要多渠道吸引乡村治理人才和多方式培育乡村治理人才。”李国祥认为，可以在一些乡村发挥外来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建立乡村治理人才和社会支持资源双向选择机制。

“同时，我们可以试行老干部村官制度。”李国祥这个提法让会场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他解释道，“不是让所有老干部都回去当村官，而是充分发挥一些已经退休但经验丰富，而且对农村问题有研究的老干部的优势，允许他们在一定期限内延迟退休，继续为乡村治理作贡献。”

法治建设保障乡村治理体系化、现代化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表示，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他还列举了不少中国法学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实践工作，诸如健全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利用各平台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提供法律咨询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原副部长赵大程对此十分赞同。他表示，应该把加强法治乡村治理建设当成一项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工程，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同时不断从实际出发，落实基层法治道路建设。

赵大程进一步建议，要强化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执法力量资源，推动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在司法方面，应建设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涉农案件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利。

体系化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如此。李国祥认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首先要健全党组织。“可以根据不同类型乡村，或者立足当地，选好和配备党员村干部，优化统筹人力结构，或者必要时在一些乡村，特别是脱贫村，继续配备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促进矛盾化解和乡村发展。”

以点带面，全面积极发展蔚然成风

如何更好引领带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张天佐提出了树典型、抓引领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不仅能激励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和持之以恒的建设决心，更因为每个典型背后都蕴含着对乡村治理规律和方法的把握，经验值得传播。经过讨论，大家充分赞同，认为树典型、抓引领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提到以点带面助力乡村振兴时，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说起了发生在身边的例子：“前不久，北京密云区司法局为进一步充实壮大基层普法社会力量，制定了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方案，组织推荐法律明白人培养人员名单，引领带动身边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将普法工作化繁为简，保障乡村治理共同体持续得到有力建设。这就是比较常见的通过发挥典型作用更好赋能治理工作高效展开的例子。”

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思政党建处处长马勇也现身说法，他提到，退役军人不仅可以投身乡村振兴，而且可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很好的先进示范作用。这些退役后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的优秀军人代表们被亲切地称为“兵支书”，他们经过部队培养，又有着年富力强、踏实肯干、大胆创新的优良作风和能力优势，同时对乡村建设有信心、有热心，能与老百姓轻松打成一片，带动群众建设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如何更好激励‘兵支书’们参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黄宝荣有着丰富的西北地区工作经验，听了马勇的讲述，他连连点头并忍不住提问。

“这是个好问题。”马勇笑着说，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任务相对艰巨，为更好发挥“兵支书”在基层建设中的示范作用，还应进一步探索学习培养机制，将更多西部地区纳入“兵支书”培训计划。同时，积极选树优秀“兵支书”先进典型，在实践中充分聚焦基层实际，提高站位，强化本领，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典型作用激励机制。

“这些实践成果和创新经验，好学可用，希望媒体也能广泛宣传，让好的乡村治理方式由‘点上生根’变成‘面上开花’。”

“还可以拓展基层群众参与政协协商渠道，把各方面人员有序参与纳入基层治理的结构之中，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激发更大创造活力。”

……

讨论还在继续，答案逐渐在凝聚共识中变得清晰。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1月25日   第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