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香港人口稠密，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时长固定不变，而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而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只有不足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城市病”有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羸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蔡继明说，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

　　由此可见，“城市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

　　“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无关

　　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而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正在“发病”

　　“‘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再大的城市，只要规划合理、管理有力，‘城市病’也会缓解；再小的城市，如果定位贪大求洋、管理混乱无序，也会爆发严重的‘城市病’”，陆铭说。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

　　1910年，美国纽约人口不足200万，却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只有5%的人活到60岁，20%的幼儿活不到5岁。如今，纽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800万，不仅治好了“城市病”，还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上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人口不足800万，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警察大白天要打着火把才能指挥交通，伦敦城里到处都是咳嗽声，一次烟雾事件，仅4天时间就死亡4000多人。如今，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却重现了蓝天白云。

　　与之相反，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却正在爆发“城市病”。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位居全国最堵城市。然而，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

　　——据环保部监测，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

　　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

　　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国内外实践已充分证明，不能将大城市与“城市病”画等号。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打个比方，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换句话说，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陆铭说。

　　比如，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地铁网络，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从而缓解交通拥堵。

　　再如，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开店要装修、要租金，只有进门消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