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万元户”

　　28组的巨变，源于柑橘产业。

　　1974年，陈炳兰回湖南老家探亲，他发现当地村民大量种柑橘，收入不菲。当地有句俗语，“屋前屋后种柑橘，等于养了一个赚钱的儿子。”

　　此时的生产队种植结构简单，只有水稻和小麦、黄豆，集体收入已达极限。“我们屋前屋后，闲置土地多，也能发展橘子园。”陈炳兰回了家，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统一思想。

　　他请来了会种橘子的湖南亲戚，还买来2000棵树苗。1978年，生产队收获了大量的橘子，集体收入成倍增加。“橘子卖到3角钱一斤，而稻谷才卖一角钱一斤。”

　　1982年，光星村开始“单干”，“承包到户”。无人打理的橘园，产量急剧下降。陈炳兰瞅准了机会，率先承包200棵橘子树。

　　经过剪枝、施肥，他的橘园长势很好。1986年，他的橘子收入高达8000元，成为山坡乡最早的“万元户”。陈炳兰的致富神话，起到了示范效应，先后4户村民也跟着承包橘子树，也成了“万元户”。

　　“当时，我们小组经济收入最高，好多大队都羡慕我们。”1989年，陈炳兰花3万元，盖起了山坡街农村第一栋两层小洋房。

　　引以自豪的福利

　　2000年之后，受土地资源限制，28组逐渐转向打工经济。

　　“村民收入主要靠打工，柑橘收入比较稳定，每年一两万元。”陈炳兰说，有的打工家庭一年挣10万多元。他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守好这个家。

　　让村民引以自豪的是，陈炳兰发展集体经济30多年，让他们享受了免费的福利，这在山坡街成为了令人羡慕的事情。

　　陈炳兰说，村小组单干后，整理出了160亩鱼塘，每年对外承包，费用为1.6万元。这是村小组集体收入。

　　陈炳兰用这些收入帮村民购买福利。“30户村民有线电视费8600元、合作医疗费6000元，还有农田灌溉费、清淤费等，村民几乎都不用自己掏钱。”

　　去年3月8日，妇女节，28组每家妇女获得100元过节费。村民陈伍林说：“我们小组的待遇好，没有一户农民舍得外迁。”

　　对于集体收入的账目管理，陈炳兰格外谨慎。他还专设了会计和出纳，他不经手一分钱。每年春节后，他如期召开村小组大会，公布小组集体收入和支出明细，以及相关票据，接受村民监督。

　　“这么多年了，陈炳兰从来没有私心，我们信任他。”村民们说。

　　辞不掉的组长

　　从“大集体”生产队长，到现在的村民小组长，陈炳兰见证了农村巨变。

　　近些年，陈炳兰萌生了退意。“生产队长职责变了，不再是简单地抓生产。年轻人有文化，更有想法，应该让贤。”

　　2011年春节，他召集村民开会讨论重新改选小组长。可是，听说老队长不想干了，村民们纷纷借辞拒绝参会。

　　村民盛南星开玩笑说：“你不死，我不选。”大多数村民认为，陈炳兰的身体至少还可干10年。

　　其实，1981年，被人冤枉的陈炳兰赌气辞职，休息了7年。1982年，村民开始“单干”，因良田的划分，闹得不可开交。村民请出陈炳兰出面主持公道。“我把湾里的地按好坏分4个等级，村民分级抓阄而定，不偏不倚。”

　　1988年，小组集体收益出现了亏损，村民不满意小组长工作，用全票请陈炳兰上任。陈炳兰的老伴为此哭了一天，“他干小组长几乎没有工资，完全是吃亏不讨好。”

　　对于村民的拥护，陈炳兰有些感动，他觉得这是一份荣耀。“生产队长当了16年，没有报酬。村民小组长搞了26年，一直拿200元年薪，4年前才涨到300元。“我不是为了当这个官，也不计较这个报酬，只是大家这么信任我，这是一份责任，不干不行。”

　　光星村支部书记李云兰说，陈炳兰威信高，28组村民出现矛盾，都请他出面调解。40年的柑橘栽种，让田园经济成为新农村光星村亮点。每到秋季，武汉游客驾车前往该村采摘柑橘。

　　5月31日清早5点，预报的一场大雨未能到来。中稻秧苗才栽下5天，持续数天的高温，让稻田出现了干渴。陈炳兰和老伴抬着抽水机，帮村民灌溉干渴的80亩口粮田。

　　武汉最偏远的南部、江夏区山坡街光星村28组是个空心村湾，年轻人外出打工，66岁的小组长陈炳兰成了最后的农田守望者，帮30户村民育秧、灌溉、排水……

　　截至目前，陈炳兰任“生产队长”整整42年零两个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带领村民发展柑橘产业，让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出了多名“万元户”。如今，他发展集体经济，用收益帮村民免费灌溉、购买有线电视和合作医疗，这几乎让整个山坡街村民羡慕。

　　为村民奉献了近半个世纪，拿着300元年薪，这位“没有私心、责任心强”的老队长，因年龄问题几次提出卸任都被村民挽留，“你不死，我们就选你。”

　　昨天，他说，村民们的信任，是他坚持42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