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立法院”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

　　“为了做一个应对质询的报告，我的同仁忙得鸡飞狗跳。可能对面的人动一动小指头，我们这边的公务员，就要忙得跟狗一样。”龙应台忍不住表达“委屈”。

　　对于委屈，龙应台是有准备的。“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2012年，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龙应台，两千多人的“文化部”，千头万绪。

　　非议不少，期待也不少。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王荣文曾说，“马英九强调文化，龙应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选。”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着正面的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好事，这体现了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也会持续检验龙应台的施政表现。

　　龙应台说，当时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马上出成果”。

　　于是龙应台告别了在香港沙湾径25号“闲云野鹤”的7年，“带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