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评论家，代表作《我执》、《我读》等。

　　尽管有不少球迷呼吁，世界杯期间最好少提中国足球。可没办法，看到人口不足400万的乌拉圭，有人会想起中国13亿人怎么就凑不出一支11人的强队；看到不是那么喜爱足球的美国，有人会奇怪中国球迷的狂热与球员表现的差距；看到日本、韩国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开始严肃思考亚洲人种的问题了。我们这么爱谈中国足球，是不是因为我们只被准许谈论中国足球呢？

　　难道不是吗？纵观过去十年言论史的演变，许多话题前两年还能畅所欲言，后两年就突然变得敏感。又有一些过去还碰不得的沉默黑洞，会渐渐转化成人人参与的新开发区。惟有足球，不随风向转变，永远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足球上头，一个人可以公然推许日本，而不怕被人骂做汉奸。也只有足球这个领域，你甚至能宣称自己绝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却不用担心人家用爱国的大旗把你压死。

　　于是中国足球超载了，成为全民情绪的宣泄口，也变成了大家检视中国诸种问题的透镜——试着用它去看那些其实和足球没有太大关系的毛病。非常惭愧，身为媒体一员，我也不能免俗，总是想用足球去说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几个月闹得陆港矛盾急剧升温的“游客街头便溺事件”，当时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争辩文明与宽容的问题，以至于看不见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个在马路边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内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成年人蹲在城市街头排泄；但要是换了小孩，或许就有不少人觉得情有可原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铁的奇遇。那天，我看见脸色疲惫的城市白领主动让座，本来我应感动，并感慨人民素质的提升；然而我却惊得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因为那位先生让座的对象不是孕妇，不是长者，也不是伤残人士，而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会让座给小孩（同类事件后来我还见过很多次）；国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们对儿童如此照顾，对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难怪高考期间，长大了些的孩子就该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肃静回避了。这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学生穿着短裤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时，有些被当做老人看待的中国学生居然不能带足球上学，因为家长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耽误学业，而学校怕担上责任。

　　又例如，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前三年，一位后来因为贪腐而被捕的官员找了我们几个文化人座谈，想让我们为这次盛会的宣传和开幕式献策。当时好像只有我不识时务，反对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头。我的建议是，与其耗费放烟花盖巨蛋，还不如多在社区增建体育设施，把全市人均运动时数和人均体育空间的提高当目标。这事也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因为当荷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两场比赛的时候，中国不少城市居民竟连球场都没有亲眼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