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腐败问题

　　打破“寻租空间”，取消“保护补贴”

　　像电信、像交通、像银行业的垄断，有垄断就会有垄断利润，有垄断利润就会进行寻租。维持这些保护措施带来的代价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国内也是一样，在双轨制时候确实为了让不具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不得不给它保护补贴。在金融上面进行抑制，就是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大银行基本上都是给这些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资金价格是低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有的资金价格，很多上市老板把募集来的钱当成赚来的钱。这些大企业都会得到补贴，那是谁补贴它们？就是这些把钱放到金融体系而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小农户、小企业，有的在服务业，有的在制造业。相对穷的人补贴相对富的人，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为了拿到这个补贴，当然你就会去行贿受贿，于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大。

　　资源产品也是一样。按照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但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1983年前没有问题，开采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开采权基本上是免费取得的，产品卖的价格也很低。1983年以后，矿山企业进行改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外资企业也可以进入，允许多种所有制竞争；1993年后，资源价格和国际接轨，但是取得开采的税和费非常低。比如说，这个矿可能有几十亿、几百亿，取得这个开矿权也不过是几千万，拿几千万就能够获得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产，谁都要想办法得到。造成的问题不仅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是寻租腐败的普遍。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山西一些地方的地矿局长几年就可以积累几十亿元资产。这就是寻租来的，就是腐败。

　　还有一些服务业的垄断，像电信、像交通、像银行业的垄断，有垄断就会有垄断利润，有垄断利润就会进行寻租。在过去，在转型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有一些资本很密集而又无法缺少的行业，如果不进行保护的话，就无法存在。维持这些保护措施带来的代价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些保护补贴取消掉。“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们是低收入国家，一直到2003年我们都还是低收入国家，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现在已经具有比较优势。

　　釜底抽薪的解决方式就是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什么是决定性作用？就是价格由供需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计划来决定。如果金融的价格，比如说利率放开，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放开那就没有补贴了，没有补贴就不会有寻租，储蓄者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资源税费提高到国际水平，那么资源就变成一个正常性的行业，就不再是一个暴利行业。然后，将因为减少补贴而获益的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改善，这样就会釜底抽薪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现象。

　　3 环境问题

　　中央协调解决“囚徒困境”

　　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把各个地方政府都找来，如果各地都执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吗？大家都执行，就不存在我执行我吃亏。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在这点上，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国家开始时，一定以农业为主生产非常分散，能源的使用和排放非常少，经济发展以后进入到制造业，能源使用的密度高，排放密度高，而且又比较集中，所以污染会比较严重。经济发展再继续发展进入到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少，再加上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资金充裕，所以环境治理能力强。

　　一般来讲，环境一般是开始破坏以后才开始治理和完善的。老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是这样子的，新工业化的经济体像日本、像韩国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违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环境问题即使不喜欢我们也要面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点，现在的技术应该比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技术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第二点，我们环保执行有很大问题。国家和地方都有环保标准，也有环保部门，各个地方在投资的时候必须按照环保标准提供减排设备和排污设备，不然，你不能建设，不能够开工，但是问题在于有了设备你用不用？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用了以后成本会增加，能不用则不用。但问题是有的地方不愿意监管，真的监管企业经营成本就提高了，谁监管得严，谁就会吃亏。这里边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所讲的“囚徒困境”。

　　如果你到工厂去看，这些排污设备情况怎么样，但是什么时候用？只有来检查时候用，我当政协委员时去考察，那些火电厂、炼钢厂知道我们政协委员来检查，车队远远还没到的时候冒着黑烟、白烟，等到我们到的时候黑烟、白烟就没有了，等到我们在现场检查，他说这是德国进口设备。但是我们车队走了几公里以后，一望烟又冒起来了，这绝对不是假话，是我亲眼所见。

　　所以，一方面，我们心理必须有准备，这些污染的问题我们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说手上拿着蛋糕，同时又要把它吃掉，同时手上还要有蛋糕。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比现在更好，怎么样做得更好，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把各个地方政府都找来，过去的事不管，从今天开始哪个地方不执行，哪个地方政府领导下台。如果各地都执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吗？大家都执行，就不存在我执行我吃亏。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主办的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92期)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