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传的桥梁

　　谈到澳门的作用时，大多数学者都将目光集中在西学东渐上，而实际上，澳门在中国文化西传上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它在西学东渐上的作用小，甚至还要大。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谈到基督教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时说，这些传教士站在中西文化的双行线上，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在一个世界范围内讨论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从文人到皇帝思考和讨论着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而在西方从思想家到帝王讨论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中西文化的大讨论首先是从传教士对中国的典籍翻译开始的。

　　第一个来到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中国的典籍翻译成拉丁文。而长期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国志》中介绍了儒家，他认为孔子作为一个四处奔走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总希望各国君主采纳他的哲学，尽管屡遭挫折，但不屈不挠。曾德昭对孔子这种人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夫子这位伟人受到中国人的崇敬，他撰写的书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导，也极受重视，以致人们不仅尊他为圣人，同时也把他当先师和博士，他的话被视为是神谕圣言，而且在全国所有城镇修建了纪念他的庙宇，人们定期在那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以表示对他的尊崇。考试的那一年，有一项主要的典礼是：所有生员都要一同去礼敬他，宣称他是他们的先师。”

　　曾德昭认为，孔子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了《五经》。对于《四书》，他认为《四书》是在强调一个圣人政府应建立在家庭和个人的道德之上。他说：“这九部书是全中国人都要学习的自然和道德哲学，而且学位考试时要从这些书中抽出供学生阅读或撰写文章的题目。”从澳门返回欧洲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史》、《鞑靼战记》，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从澳门回到欧洲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实际上是传教士们的集体之作，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也看到了这本书。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莱布尼茨始终抱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他没有传教士们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文化至高无上的观点，他在《中国近事》中说：“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教授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实用哲学之道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其他艺术……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也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伏尔泰读到了这本书后，儒家思想成为其思想的武器，他展开与中世纪神学的斗争，由此拉开了欧洲近代思想变革之幕。与此同时，在欧洲形成的18世纪中国热是从澳门出发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们所催生出来的社会文化思潮。

　　从澳门传回欧洲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东方学中终于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汉学。雷慕萨成为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与传教士相比，他的研究指向是很清楚的：作为学术的汉学，而不是作为传教的汉学。耶稣会的传教路线是“合儒易佛”，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重点是儒家，因此，对儒家学说的翻译成为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的汉学家们的重点任务。到雷慕萨时，他研究的重点再不是儒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中国医学，他的成名作是《法显〈佛国记〉的译注》，这是过去在华的耶稣会士的汉学家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这本译著实际上开辟了以后法国汉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对佛教的研究。

　　此外，雷慕萨在研究的情趣上更为世俗化，除了中国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外，对中国世俗性的生活介绍也成为他的研究内容。例如，他翻译的《玉娇梨法文翻译》、《法译中国短篇小说集》，《玉娇梨》是当时的市井流行小说。当然，这个分析只是初步根据雷慕萨的书目著作表来判断的，未必完全准确，但从他的研究书目中还是可以看出这些最基本的特点的。雷慕萨是中国学术界应该记住的名字，正是从他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式展开，汉学研究进入西方的教育研究体制之中。今年是西方专业汉学诞生200周年，值此，整个西方汉学界应该感谢澳门，这里才是西方汉学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