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童年是扭曲的”

　　新京报：接下来就天天去偷东西？

　　哈里克：嗯。一睁眼就是“任务”，刚开始每天要偷够5000块，后来是一万块。如果没偷够的话就会挨打。

　　新京报：偷东西时会被人发现吗？

　　哈里克：经常被发现，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后追着我们打骂，也有的人很好，说“你们还这么小，不要偷东西了”之类的。

　　新京报：当时想过求助吗？

　　哈里克：怎么不想，几乎天天想。但每次偷东西，买买提就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偷东西都是开一辆面包车，小孩到街上，老板在车里。我试过逃跑，但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钱，根本无处可逃，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新京报：不能报警吗？

　　哈里克：那些年，除了被偷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警察。我刚到东莞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后来能讲一些了，我跟抓我的一个警察说，“我是被骗来的，能不能救救我？”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后来我被放了，买买提把我接回去，我看到他塞给那警察一块手表。那天晚上我又挨了一顿毒打，那之后我就不想逃了，跑不掉。

　　新京报：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

　　哈里克：那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另一类警察。小老板还教给我们对付警察的技巧，首先装作不懂汉语，问什么都摇头；其次是自残，我们从小就练习在嘴巴里含刀片儿，刚开始经常割到舌头，满嘴血，后来就熟练了。如果被抓了就在脑袋或脖子上割一刀，刀口不会太深，但流血一定要多，不够的话就撞墙，这样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向他们求助，但小老板就会派人在外面等着，况且那时还小，父母找不到，跑出去了也不能独自生存。

　　新京报：从小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丑恶的。

　　哈里克：是的，看不到希望。在东莞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有父母陪着，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任务，任务。我整个童年完全是扭曲的，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我成了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那时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怎么办？

　　哈里克：12岁那年，我跟艾哈买提说我想回新疆找我的父母，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公安局的警察叔叔说和我父亲同名的有几万人，根本查不到。我去了原来的工地和当时住的出租屋，都已经拆了。

　　新京报：没找到父母，你后来又回到东莞？

　　哈里克：找到爸爸妈妈是我唯一的希望，找不到他们对我打击非常大。除了回东莞我真的不知道去哪儿。

　　新京报：后来你也成了“小老板”？

　　哈里克：回到东莞后，我跟艾哈买提说不想偷东西了。其实我们长大后，他就不太让我们偷了，因为容易被发现，成功率低。我就成了小老板，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小老板的工作内容就是监督和培训新来的小孩儿？

　　哈里克：除了那些，还要打架，要抢地盘儿，最乱的时候一两百人一起打架，因为当时广东这样的团体太多了，每个老板手下有百十人很正常。

　　新京报：从7岁到15岁，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哈里克：10岁或是11岁的时候，艾哈买提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很多人，买了蛋糕、吹蜡烛，用维语唱了生日歌，还送了手表给我当生日礼物。那次很开心。

　　还有14岁时，我偷了一个姑娘的手机，她打电话跟我哭，说手机对她很重要，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后来把手机还给了她，在还她之前我存下她的号码。她很漂亮，后来我们成了男女朋友，她对我很好，那是我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