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洞　制度缺位导致环境类群体事件高发

　　数据显示，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重特大环境事件高发频发，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围绕着我国突出的环境问题，涉环保的群体性事件也开始进入高发期，热点从过去的水和大气污染扩大到土壤、噪声、电磁辐射和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危险化学品污染等突发环境事项的投诉呈高发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涉及钢铁、水泥、采矿等工业污染从城市加速向农村转移，工业污染在农村地区环境类群体事件风险也在增加。

　　“当前正呈现出全民环保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觉醒的趋势。”一位环保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对公众参与环保却无有效的制度保护和规范。“一些工业项目环评来说，目前所谓的民意听证大多都是走形式。”一位地方环保部门人士表示，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环评，其实根本不会真正听取民众意见，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也并未真正公开信息来接受公众监督。

　　一边是企业环保“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状，另一边是因为现有的公众参与机制缺失，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上述人士向记者坦言，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GDP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对于企业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成为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行政干预环境执法的现象突出，民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根本起不到作用，往往是企业交了罚款便草草了事，检查一过就继续开始污染排放。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企业行政处罚普遍偏轻。根据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违反环评规定擅自开工建设，目前只要求补办环评手续，逾期不办的才给予20万元以下的罚款，向地下排污的罚款只有5万至50万元。

　　“这样的处罚根本难以让排污者伤筋动骨。”中华环保联合会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告诉记者，一方面，行政执法缺乏强制手段，环境案件处理的法院立案、审查、听证、裁定等程序需要很长时间，致使违法排污行为无法及时纠正，另一方面，因缺乏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污染损害因果关系和赔偿金额难以判定，许多污染案件久拖不决、诉讼成本高昂，民众对污染企业的监督难上加难。

　　效应　倒逼企业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是更新环境治理方式和技术，而是要尽快弥补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记者，通过对公众参与环保进行制度性的规范和帮助，调动公众对环境保护监督的积极性，可以提高污染企业的违法成本，同时通过立法形式，增加地方政府对民众环保维权案件的处理质量，增强民众环保维权的有效性，防止形成恶性群体性事件。

　　马勇告诉记者，公众参与度的提高，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侧面倒逼从执法、监督到企业污染物排放运行等环节更加透明。多位环保专家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推进，致使许多环境行政违法现象得不到有效地社会监督和法律约束，公民的环境保护、维权意识已经唤醒，希望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合力，推动环保。

　　“企业可以瞒得过环保部门，但是却逃不过民众的火眼金睛。”常纪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缺失的力量，特别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环境守法意识缺失，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但是环境监管的力量并不充足，对于地方和中央的环保部门来说，监管都存在很多盲点，而公众参与度的提高，无疑是我国环境监管的一个重要补充，企业污染违法成本会进一步提高。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必须要建立适于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民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在公共决策制度上体现科学性和法治性，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