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学历成农民工入户最大限制 被指“嫌贫爱富”

　　深圳从2010年4月开始推行积分入户制度，对学历、年龄、社保情况、有无房产、职称等进行打分，达到一定分数便可以申请本市户口。

　　积分落户制度在深圳实施4年来，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实施门槛问题，以及每年入户指标数量和农民工真正需求存在较大的落差等问题。

　　今年7月，深圳2014年积分入户政策公布。不少网友指出，深圳入户新政太过“苛刻”，广大农民工根本“望尘莫及”。新政策中取消了“高中学历”积分，尽管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称此举旨在鼓励人才向高技能、专业型发展，但是有网友认为，这样一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就更没办法凑够积分，学历成为农民工入户的最大限制。

　　此外，深圳新政对社会善举的奖励有所弱化，不利于倡导行善助人的良好社会风气。深圳原有的积分入户政策规定，义工服务每满50小时积2分，最高不超过10分；但新政策却将义工服务奖励降低为最高不超过5分。以“志愿者之城”而著称的深圳，一直向人们传达着“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的理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离“深圳人”这一梦想越来越遥远时，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为这个城市无偿奉献吗？

　　同时，深圳2014年积分入户的条件中，纳税入户的权重依然很重要，个人所得税在3.5万元至4.6万元，可积30分；4.6万元至5.8万元，可积40分。有网友指出，这一规定让许多申请人“自惭形秽”，看来深圳评价人才最直接的标准还是“经济实力”。还有网友指出：深圳的积分政策对社会善举的奖励积分一再设限，但对“纳税大户”却“上不封顶”，这体现了怎样的价值导向？有“嫌贫爱富”之嫌。

　　专家指出，积分入户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人才入户，高收入、高学历入户很容易，但是农民工比较难。积分入户制度本来是想让在生产一线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人进入城市，享受户籍政策的福利，现状与制度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

　　上海：积分落户落实周期长、门槛高

　　经过“8年抗战”，34岁的浙江籍小伙孔佟伟终于在2012年6月拿到了上海户口。

　　2005年拿到《上海市居住证》后，孔佟伟可以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享受到部分上海市民待遇。当然，居住证毕竟不等于户口。比如，居住证持有人养老保险将来要回户籍所在地领取，所以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金就无法享受到了，而上海“四金”缴费比例相比其他城市较高。居住证持有人也不能在上海登记结婚；如果持有人失业了，就有可能失去居住证，更无法领取失业金。

　　2009年2月，上海市印发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而“居转户”的首要条件就包括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持证期间按照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

　　成功落户后，孔佟伟被人多次问过同一个问题：“居转户”，到底哪一步最关键？孔佟伟的回答是：“都重要，每一步都缺一不可，而且不能有任何差错，任何一步不符合规定都要推倒重来。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有相同之处，但又各有不同。唯一能做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的韧性。”

　　2012年出台的《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法》有效期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这一时间期限更让很多“居转户”焦虑不安。尽管已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到时会出台新的、更完善的政策，继续推进“居转户”。但据孔佟伟介绍，仍有许多正在排队的人多了一份担心，感觉会“再生枝节”。会不会有新的条件和要求？名额会不会减少？排队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

　　北京为何未动？面临教育和财力双重考验

　　“对特大城市而言，能够落户的人数很少，积分制落户口子是非常小的，广州小，上海更小，北京还没有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8月12日就户籍制度改革进行解读时表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按照新的居住证制度来把基本公共服务逐渐配置到常住人口头上。

　　辜胜阻表示，本次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差别化的双轨制”：对于中小城市来讲，主要是靠落户。对于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这种特大城市来讲，最重要的是靠居住证制度。有舆论认为，教育和住房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最难解决的部分，辜胜阻对此表示，对于特大城市来讲，最难的是教育。“北京户籍上含金量最高的是教育，特别是高考。”

　　一同参与政策解读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张车伟同样认为，教育是制约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他说，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资源分布极其不平衡，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主要集中在孩子参加高考上。“这个问题短期内你说如果完全解决，恐怕也很不现实，因为这个利益太巨大了。”

　　“前不久我去了北京的一个乡，外来人口有20万，本地人口只有一两万人，这个乡的领导告诉我，如果靠自身力量来解决20万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非常难的。”辜胜阻表示，在这些地方，中央、省市和地方政府必须联手来做好公共服务。企业也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农民工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应该是三方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辜胜阻表示，现在北京2000多万常住人口中有800万外来人口没有户籍，对这些外来人口来讲，一是通过积分制办法落户北京，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取得居住证。按照居住证政策，政府应该把他们所关心的保险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逐步覆盖，“当然这个对于北京政府来讲，财力上也是巨大挑战。”(半月谈网综合新华网、京华时报、中国青年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