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过剩产能在一些地区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赴东、中、西部十余省份采访发现，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化解政策出台后，各地因产能分布情况千差万别，政策落实进展不一，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基层官员在与记者交谈中毫不掩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消极应对思想。

　　地方政府难舍产能过剩企业

　　一些地方政府对化解产能过剩并不感“兴趣”，专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有“难以割舍”的心理。

　　江苏是我国工业经济大省，去年12月，江苏省下发了《省政府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路线图、时间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4个行业制定了压缩目标任务。

　　就在江苏省出台政策前两个月，2013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化解过剩产能政策。

　　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省份对化解过剩产能都像江苏省这样积极。“四个一批”政策出台半年后，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出台落实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细则，有的省份实施细则“在草拟中”、有的“在领导审定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昌文指出，由于重化工业产值大、对就业和税收带动作用强，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重化工业，结果形成产能严重过剩。

　　记者在江苏采访时也听到一些基层官员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企业，在市县范围内往往都是重点骨干企业、利税大户。不少企业是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等优惠政策招引来的大项目，这些企业和项目确实对地方经济发展、税收贡献和促进就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一些困难企业，地方政府宁愿让其维持着，不愿让其死掉，一旦政府主动实施关闭，企业银行债务、资产处置、职工安置的压力全都会转移到政府身上。

　　此外，各地对于化解过剩过剩产能存在“认识分歧”。采访中，一些经济结构“偏轻”的省份就认为本省产能过剩矛盾并不突出，化解的压力也不大，有的行业主体基本是民营企业，随着市场行情的逆转，这些民营企业早就转型了，根本“用不着政府操心”。

　　“压指标”反致产能越减越多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行业陷入“产能越化解越多、越干预越过剩”的怪圈，主要缘于“政府过度干预行业、干预企业、干预项目”，有违市场经济规律。

　　实际上，化解过剩产能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冶金企业协会会长赵喜子说，早在1999年，就有人喊我国钢铁严重过剩，开展全国性控产，当时的产量只有1.3亿吨。此后这么多年，所有钢铁项目必须要经国家批准，进行绝对控制，结果“中央不批地方批”，从2002年以后，民营钢铁企业迅速、爆发式增长，一直到现在民营钢铁占到粗钢产量的52%，最赚钱的时候，出现“百万吨钢现象”，即每上100万吨钢规模，3至5年就可收回投资。

　　“实际上，政府喊了10年钢铁过剩，却没有过剩，而到了2010年之后，我国钢铁开始出现真正的过剩，仅2009至2010年，我国钢铁增加1.5亿吨产能。”赵喜子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地方下发“砍”产能的指标任务，引发企业和基层官员的抵触情绪。一位基层经信委工作人员抱怨说，淘汰落后产能，应该按照能耗、环保等指标来淘汰，而执行中往往是根据规模来淘汰。比如，淘汰水泥落后产能，前几年淘汰窑径2.5米的，迫使企业都改成了3米，结果产能还扩大了。再比如，国家文件中提出尽快取消32.5标号的复合水泥，要上42.5标号的生产线，不同标号的水泥产品，按理说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行政性文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压指标”办法既难见实效，又扭曲市场。“今后要谨防地方政府上马项目是政绩、淘汰项目也是政绩的观念。否则，就会陷入‘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越干预越过剩、力度越大反弹越快的怪圈”。

　　不少基层官员反映，在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存在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行为。比如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界定标准模糊。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范围，可以按80%左右的合理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但具体到企业、具体到产品就难以衡量。

　　有专家认为，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唯此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是新问题，不是洪水猛兽。浙江省经信委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年来，电子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但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诞生了像小米手机这样的品牌。“应该引导企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平衡产能，国外倒牛奶的事是企业干的，我们不能政府倒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