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壁画中推断墓主人是意外死亡

　　墓道位于整个墓葬的最南端，平面呈梯形，南窄北宽，底面呈斜坡状。南北水平长29米、东西宽3.6至7米。壁画是位于墓道的东、西两壁上。其中东壁可辨6人，东壁北端人物通体高达1.8米。

　　河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郝建文曾在田庄大墓考古发掘时为壁画临摹的事在工地上住过一段时间。他说：“在东壁最北端的这个人物头部露出一部分时，有人误以为这是一幅花鸟画—露出的部分像枝桠，还有一只鱼。再往下清理，才看出所谓枝桠是头戴的幞头，那只‘鱼’其实是人物的眼睛。”

　　清理完毕，壁画的全貌呈现在大家面前。郝建文首先注意到壁画中的人物—头戴幞头，深目高鼻，连鬓胡须，右手执钺，上身服圆领长袍，腰间系带，前襟撩起在胯间打结，足服黑靴，胯右侧斜挎胡禄。“人物形象高大魁梧，衣着飘逸，面容刻画细腻，笔法熟练、高超，具有很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考古队领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博研究馆员、汉唐研究室主任张春长说。

　　“壁画中的人物明显不是汉人。从人物及饰品、细节上来看，与章怀太子墓（706年）相近，绘画属唐代风格。”郝建文说，“这对这座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参考。”

　　进一步查看，郝建文有些吃惊。从事了30年的文物考古，临摹或观摩过很多古代壁画，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壁画。他说：“起稿线密密麻麻，非常多。这就意味着这组壁画是匆匆完成的。”加上墓道两壁的壁面仅仅抹了一部分，而且东西两壁抹的白灰长度不一样，白灰墙面南侧边缘不整齐，这些疑点更坚定了郝建文的推断，“墓主人是匆匆下葬，应该是意外死亡。”

　　墓道的北端东西两侧相向伸出一段翼墙，墙体端面各竖立一砖柱，东西对称。“这里我们看到，它的上部髹黑漆，下部髹红漆，象征一道仪门。”张春长很快想到，“这可能就是文献上所说的乌头门。如果真是乌头门的话，这就是考古发掘的首次发现了。”张春长说。

　　过了“乌头门”便是“庭院”—它的底面平整，经测量可知它东西长8.6米、南北宽3.6米。庭院东、西两侧砖墙上有券门通往东、西两耳室。庭院北侧有砖砌漫道连接墓门，墓门高耸、宽阔，虽上部毁坏，高仍近6米，门洞宽达3.4米。

　　而在墓门处，考古人员有了意外的发现—铭文砖。而这块铭文砖并未解开对大墓年代或是墓主人等这些重要信息的答案，却更让人捉摸不透。因为它上面写着“大金皇统九年三月重修保”的字样。“可能这座大墓在金代有过一次修缮。”张春长推测。

　　墓门北接甬道，甬道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二层券，北部为三层券。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大型壁龛，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耳室。在南北两部分的北端各有一高大汉白玉石门框。在甬道及南北两侧发现尺寸30至50厘米的石块共计百余立方。“这些碎杂石块可能是封门之用。”张春长说。

　　甬道北端接前室。前室呈八边形，内切直径8米，左右两侧对称分布四个侧室的券洞。在前室中，考古人员注意到，脚下铺砌的方砖非常规整。在我采访这天，看护员老田也特意为记者指明：“看看这些砖，（笔直得）难以置信。”

　　地上建筑的惊喜发现

　　在对主墓室的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同时也探明了其他建筑部分，同时得知，田庄大墓之前有巨大的封土。由此，根据经验可判断出，田庄大墓少不了基本的地上建筑，比如神道、殿宇。

　　考古队对神道进行的发掘，很快便有了新发现。

　　“神道当时出土了石柱段、石柱础2件、石虎2件、石羊1件、石人1件。” 时任田庄大墓考古队副队长魏曙光告诉我，这些石刻呈现着基本的摆放规律—自南向北依次为石柱、石虎、石羊、石人，从而推知神道上有四组石刻。

　　这其中，石人是一个武官。他宽袖长袍，上身外罩衣衫，身前拄剑，上部已残缺，剑鞘装饰繁复，残余部位可见有四箍，弦纹、连珠、连弧纹构成，四箍隔开部位花纹不同，有卷云和如意云头。“衣纹非常流畅，雕刻精细。”魏曙光说。由武官所对应的位置，应是一座文官的石像生，不过并未找到。

　　石羊位于武官南约13米的地方，石羊卧于长方体座上。头残缺，前肢跪卧，后肢蜷曲。只是由于损坏严重，细部形态不辨。与它对应的应该也是一座石羊，不过那儿只剩下一个坑洞，坑内有汉白玉残块。

　　石虎等距石羊约13米。石虎作蹲踞状，前腿直立，后腿曲蹲，虎尾前绕至下腹，再向上翘至背侧。魏曙光对石虎印象很深：“整个造型雄壮，肌肉感强，性征显著，雕刻细腻、生动，极富写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石柱距石虎较远—26米。石柱为八棱柱形，柱座为方形单瓣覆莲式，莲瓣雕刻圆润、饱满。

　　由此推测，中间那13米地方，应该是神道碑的所在。“如此，神道以神道碑为起点，以石柱为终点，则神道南北长55米、东西宽22米。”魏曙光说。

　　地上建筑的发现，是在神道北侧、墓道北段东西两侧—各有凸字形一座，坑底铺设青砖，砖上残留白灰泥。两座坑形状一致，左右对称。“或为墓上建筑基址，或者是墓葬修筑时的设施。”魏曙光说。

　　另外在神道南缘西侧发现一长方形白灰渣堆积，其南侧散落有碎绳纹砖。这一发现对田庄大墓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该堆积与墓葬处于同一层位，且绳纹砖与墓葬用砖一致，可见与墓葬关系紧密。”魏曙光说：“从其所处位置来看，似乎为墓园西南角的标记，从而为墓园的范围确定提供了坐标。”

　　考古工作者与文化学者意见相左

　　总体来看，田庄大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大型砖室墓。开口距地表约2米，开口至底深约6米。墓葬坐北朝南，南北长达66米。封土呈圆形，由内外两圈组成，外缘有一周柱洞。封土制作考究，形制独特，逐层夯筑而成，直径34米。墓葬仅地面以下开挖土圹面积达675平方米，地下结构由墓道、仪门、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中轴，侧室及耳室分列东西，墓室总数达12个之多，全部用青砖砌筑而成，仪门、庭院和甬道两侧的大型壁龛，别具一格。封土覆盖甬道、前室及后室。

　　而且，虽经盗扰，田庄大墓仍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除了上文提到的汉白玉造像，也有一些陶瓷制品。瓷器是以白瓷为主的大量瓷器残件，其中可复原器物30余件。“器型有碗、盘、钵和执壶，仿金银器的花口器数量较多。还有部分酱釉瓷器，可辨器型有执壶、双系罐等，另外出土一件具有紫定风格的瓷器，非常难得。”张春长说。陶器则主要有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两种，以罐、盆、釜等器皿为主。

　　另外墓葬中还出土有各种金、铜、铁、玉石等制品。而这些出土的文物，也为田庄大墓的断代提供了证据。

　　如此，综合以上的考古信息，张春长说：“瓷器流行执壶和花口器，这些特征皆体现出唐后期墓葬的时代特征，加上墓道人物壁画的风格，推测该墓时代约在唐后期，下限可能进入五代。”

　　史书记载，唐后期至五代时期，曲阳为藩镇势力所据，先后隶属于成德军和义武军。依据墓葬的形制、规模来分析，墓主至少应当为一位势力显赫的藩镇节度使。

　　迄今为止，各界关于田庄大墓墓主人身份众说纷纭，候选人就有安禄山、李宝臣、张孝忠、王处存、王都几位。

　　根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博士对正定存《李宝臣残碑》研究后发现，李宝臣的墓似乎应在正定附近，不太可能在曲阳；至于第一任义武军节度使张孝忠，他是权威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寝，但据史籍记载，此人生性节俭，与田庄大墓豪奢的风格不搭，另外从张氏后裔集中安葬唐城乡的葬制分析，张孝忠墓貌似在唐城乡一带；王处存也是唐末五代义武军节度使，但据《新唐书》记载，王处存为人谨慎，鉴于他的为人，似乎不可能为自己修建超越身份的墓穴。

　　在河北著名学者梁勇看来，田庄大墓的墓主人最有可能是王都。王都官为节度副大使。史书记载，他是个大收藏家，不惜资财收购书册3万卷，以及名画、乐器各数百。此外，王都为人狡诈，囚禁和杀害养父王处直。王都反叛后唐后曾在定州盘踞，兵败后被俘遭杀。

　　大收藏家—据此关键词，结合田庄大墓有那么多耳室，梁勇做出判断：“王都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建造奢华大墓，田庄大墓的大量耳室，也许就是为了放置他收藏的珍宝与书籍。他兵败被杀后，有可能墓葬棺椁被后唐军砸毁，并将他扔进墓穴中。墓葬中有一具男性残骸，肢体不完整，较符合王都的身世。”

　　另外河北省文研所的考古人员勘探后发现，田庄大墓墓道南有30多米的神道，两侧有六组石像生。对此梁勇表示：“按照传统葬制，神道前应有后世子孙为墓主人立的神道碑。若田庄大墓神道只有被砸毁掩埋的石像生而没有神道碑，那进一步证明该墓主为王都。正是由于兵败被杀，没来得及为他刻立神道碑。”

　　至于是否是安禄山，梁勇更是直言断定：“我觉得不靠谱，不可能。”但不管墓主人是谁，作为考古队队长，张春长都认为：“只是猜测，目前缺乏有力的实证，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而其实在考古工作者心里则倾向于曲阳田庄大墓有可能就是安禄山墓。

　　郝建文列举了以下例证：从壁画来推测，这座墓的年代与公元706年的章怀太子墓时代相去不会太远，而且，王处存的弟弟，也是王都的义父，王处直的墓就在曲阳的西燕川，壁画风格和这座墓的风格明显不同，所以，这座墓的时代不大可能到五代时期。

　　“这个时期，能建这么大、全国都罕见的墓，说明什么问题？”郝建文说，“历史框定了这个范围，也许只有安禄山—大燕皇帝，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或许他在做‘帝王’前就开始悄悄地修建王陵了。”

　　其次，壁画上那么多起稿线—墓修得那么好，耳室的建筑彩绘画得那么认真、仔细，唯有下葬时谁都看得见的墓道壁画画得那么匆忙，说明墓主人可能由于意外死亡草草收尾。

　　“安是被他儿子杀的，开始还瞒着。”郝建文说，“隐瞒期间赶紧将墓道壁画绘完，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从考古上来看，如此宏大壮观、内涵丰富的田庄墓葬，居然在刚建成不久就遭到大规模、公开的毁坏，说明墓主人不同寻常。此外，周边村民姓安的人很多。综合这些信息，郝建文说，这几个候选人中，安禄山的可能性最大。至于为何出现“金皇统年间被重修”字样的石碑，目前仍无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