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个农民”

　　荣誉的光环可以召来援兵。在潘英锋的推动下，民生宁医院向唐翠玉和她的病人们完全敞开大门。

　　按当地政策，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低保户报80%，五保户可全报。在此基础上，该医院实行更多优惠：生活用品医院全包，护工费一分不出，一天三餐免费，陪护家属只需掏一半饭钱。

　　唐翠玉每天来回跑30多公里看望照顾住院老人，很辛苦。该医院专门给她无偿提供了一间宿舍；并特别交代，对“爱心妈妈”带来的病人一律不收押金。

　　但很快，荣誉制造的知名度，就带来了不可想象的负担。

　　短短几个月，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电话打到“爱心妈妈”的手机上。有的人因病致贫致残，找到她哭求“救我一命”；有的人把更多的孤寡老人介绍过来，希望她能提供容身之所；有的人甚至因为不会填写社保申请表，一遍遍咨询她。

　　“我不是政府，我只是个农民。”她反复解释，但没人愿意听。

　　渐渐地，她手头的户口簿越积越多。很多病残孤寡老人符合低保或五保条件，但是连新农合都没办，看病自然不能报销。帮他们申请社保时发现，有的连身份证都没有。这些都得一处一处跑，一件一件办，一步一步来。

　　早上吃碗粉出去，晚上才能吃到“午饭”。唐翠玉以近乎透支的身体状态，为素不相识的人们四处奔波。

　　这是深冬的一个傍晚，唐翠玉终于能够坐在家里，喘口气接受记者采访，说起“养老院”的近况——韦寿乐老人几次住院后，永远离开了人世。几个精神疾病严重的老人已被送到河池市金城江医院，接受长期专业护理康复。欧奶奶因患急性支气管炎紧急住院，却总说住不惯，非要“回家”。

　　“阿弟，我告诉你，为了这些老人，再苦再累，我也得撑下去。”唐翠玉平和的语气中透着坚毅。

　　说这话的时候，蓝定金还在院子里打球，老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他。老母亲的身后，夕阳的余晖正一点点越过山梁。

　　记者手记

　　老有所依别差“最后一公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在大化采访时，耳畔总浮现《春天里》的旋律。对唐翠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爱和付出满怀敬意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当村庄逐渐空心化，更多的病残孤寡老人何处托身？

　　从我们所走所看，可归纳出两种情况：

　　一方面，社工领域的硬件设施确实不足。在乡村，公办敬老院或残疾人托养所少之又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导致很多病残孤寡老人缺少专业专人看护。

　　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乡村建设活动的蓬勃开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硬化了，房子漂亮了，篮球场、活动广场修起来了，农事村办越来越普及了，农民该享有的社保政策也落地了。然而，一些病残孤寡老人在新事物、新制度面前反倒丧失了“基本生存能力”：钱放在银行取不出来，花不出去；新农合参保不是半途而废，就是不懂兑现；办个手续，虽然程序看似一目了然，却一次办不完、等不及。

　　其实，在“以人为本”的服务关怀上有的就差“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步路”。当我们主动走近他们，聆听他们，帮助他们，也许鳏寡孤独的老人将不再“与世隔绝”，卧病不起的老人将重新恢复健康，久居边缘的老人将自尊自强面对生活。(记者 魏 恒 陈仕平 欧乾恒 本报通讯员 覃克光 韦 哲 文/图)

　　公认好媳妇

　　唐翠玉生长在一个农村教师家庭，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好辍学务农。每个月，她都要上山捡一大捆柴火，挑到城里卖钱，拿给在都安师范上学的哥哥做生活费。

　　1986年，她从六也乡和平村嫁到相邻的茶油村上司屯，与青年教师蓝如川建立家庭。可婚后不到两年，刚刚失去老伴的家婆蓝氏突然患上腰椎骨髓炎，下半身逐渐失去知觉，瘫痪在床。

　　丈夫远在个六屯的村中心学校教书，顾不上家里，唐翠玉便把农活和照顾老人的担子揽在肩上。

　　她每天给家婆喂饭喂药，接端便盆，擦洗身子，梳理头发。家婆骨头酸痛，难以久卧，几分钟就得靠人翻一次身。为此，她晚上坚持陪床，不厌其烦地悉心照料。

　　听说大化都阳有个老中医能治这种病，7个月身孕的她挺着大肚子走山路为家婆去寻诊。徒步、坐车，坐车、徒步，半路天黑，重重跌了一跤，流产了，大量出血。料峭的寒风一夜劲吹，她落了一场大病……

　　她的事迹曾被下乡采访的记者发表在《河池日报》《广西妇女》等报刊上。村里老者称她是“我们村最好的媳妇”。

　　1999年底，家婆病逝。谁料天公太无情——翌年，身子羸弱的她，再次摔下山路，头部受伤，失声数月，头发疏落。“那段时间脑袋像爆炸似的，火烧火燎”，实在受不了，她就把头浸在冷水里，甚至整晚跑到田里干活。

　　这些亲身经历，让她对别人的不幸遭遇多了一种切肤之痛，多了一份理解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