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8年初，面对收受的如此多的钱财，我的恐惧心理逐渐加重，贪婪、侥幸和恐惧三种心态在激烈斗争。在这种混合的心态支配下，我玩弄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花招。一是把酱菜厂搞股份制，以我朋友的名义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并安排我弟弟在以后组织调查时谎称其余股份都是他赚的钱。二是把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人送的钱，数额较大的钱和“口碑”不好的人送的钱，能退的退掉，以舍去一部分非法利益来达到保全另一部分非法利益的目的。

　　2012年春节前，我感觉组织上在调查我的腐败问题，心里十分害怕、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退赃，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还指使妻子转移财物，和个别送钱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还多处找关系试图阻止组织调查。

　　刘家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在我身上变成“权为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乐所系”。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一名女商人婚外恋，并且非婚生育一名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我和情妇整日忧虑重重，一有风吹草动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害怕组织查处，媒体曝光。为了孩子上学不受人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在上海为其买房用于生活学习。看到所住小区豪车出入，个个名牌、珠光宝气集一身，很是羡慕。加之我的年龄、职务任期将要结束权力生活，便利用权力乱伸手，收受了一笔笔贿赂。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刘家坤：在县内外都知道，太和县的工作没有刘书记的支持是干不成的，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晏金星：我拥有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拨付调度的决策权。由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加上个人私欲膨胀，久而久之，问题积累越来越多，到被举报查处后悔已晚。

　　毋保良：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人给我提意见，更没有人给我指出我身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我成为始终处在没有人监督的“真空”之下的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刘家坤：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毋保良：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记者 徐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