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严一点：降低门槛，更多适用死刑？

　　1、 刑法的惩罚，必须讲求梯度性，否则会产生更大的恶果

　　“拐卖儿童哪有不严重的？应该一律判死”，这种论调如果不是一时气话，则未免太失理性。可怕的是，这种不理性的状态不仅来自民众，也来自一部分媒体。比如某报纸认为“只要是参与了贩卖人口，情节严重程度均是无差别的。”要知道，即使是涉嫌故意杀人罪，也不是全都要判死的。

　近日，某人贩指认现场，被群众包围。

　　那么，稍微理性一点的说法，比如“降低此罪判死的门槛”呢？这显然也是错的。如果把此罪死刑的适用面扩大，必然造成惩罚结果梯度性失衡，若拐1人和拐3人以上、有无涉及暴力犯罪，都是同一个惩罚结果，则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既然法律条款中已经明确规定，拐卖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那么，是否适应死刑，理当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是否符合死刑判决的条件。

　　降低死刑门槛，最大的恶果还不仅仅是违背了刑法的原则，而且会带来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涉拐案件，其背后的犯罪动机都是牟利。如果拐1人是死，拐100人也是死，既然已经走上了必死之路，你说他是会多拐点还是少拐点？

　　另外，对于人贩子而言，最理想的结果是“钱货两清”，最不理想的结果是，在犯罪过程中被发现。如果一旦涉案就可能面临死刑，在面对暴露危机时，其铤而走险杀掉被拐者的概率一定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贩毒者，往往要装备武装、暴力抗法的原因。

　　震慑拐卖儿童类犯罪，不要神话严刑峻法

　　1、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无法匹配上对拐卖者的震慑

　　之所以很多人呼吁对更多的人贩子处以极刑，是认为重刑的威慑力能减少相关犯罪。对于重刑能否减少犯罪，这个议题过于宏大、复杂，学界也多有争议。不妨抛下这个大话题，仅仅聚焦在拐卖儿童犯罪中，考查一下严刑峻法对拐卖者的震慑，有多大作用。

　　我国的拐卖儿童犯罪有三个特点。其一，亲生父母贩卖儿童的情况严重。今年1月，山东警方破获一起贩婴大案，解救了37名婴孩。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些婴儿大多是被亲生父母自愿卖掉。学者李春雷对200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团伙勾结还是单独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亲生父母所为。那么问题就来了：亲生父母是“卖”自己的子女，却谈不上“拐”。虽然有一些地方是按照拐卖儿童罪论处这些父母，但更多的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在拐卖儿童罪与遗弃罪之间游移不定。亲生父母贩卖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会被处以拐卖儿童罪都不一定，加重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有何用？

　　谁也想不到，在地下产房里贩卖孩子的，竟然是他们的亲生父母。

　　其二，我国的拐卖儿童类犯罪中，破案率低。虽然有些地方声称在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中，破案率能达到80%，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超过18000件，但是被侦破的案件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足22%。这一数据，低于国内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我们所说的严刑峻法的威慑，要建立在相对较高的破案率基础上，如果80%的案件无法侦破，只会增加惯犯的侥幸心理。

　　其三，买方难入刑，需求庞大。我国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高发，原因在于拥有巨大的买方市场。但由于刑法对买孩子的行为网开一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注：拐卖儿童“买方入刑”草案正在审议），这等于是在纵容买儿童的行为。一方面纵容买家，一方面打击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