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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强调的是影响研究，忽视接受影响的主体的作用，而比较戏剧强调接受——主体的接受。中国人民是把话剧当做救国救民、启迪民智的工具加以接受的，这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需要，这也是话剧能很快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曹禺先生（右）和田本相先生合影（1985年）。

　　编者按：

　　中国话剧或许是各类表演艺术门类中最富有“现代性”的一种了，它伴随着“现代中国”的步伐一路前行。百年来，它记录着中国人民热血奋战，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的历史。在百年话剧艺术史上，涌现了欧阳予倩、田汉、曹禺、郭沫若等一批标志性人物。本期本报记者走近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原所长田本相先生，请他谈谈学术研究之路、谈谈中国话剧百年、谈谈抗战时期的话剧等。

田本相先生近影

　　一次约稿、一本书、一个人

　　学术家园：田先生，我们知道，您作为戏剧研究的专家，最初的代表作是《曹禺剧作论》，而您对中国话剧的研究正是从研究话剧作家开始的。能否谈谈是怎样的机缘使您从曹禺研究进入话剧史研究的。

　　田本相：我进入话剧研究领域，最先研究的就是曹禺。上世纪6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主要做鲁迅研究。研究曹禺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文革”后，有位老同学找到我，问我《曹禺选集》出版了，能否写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曹禺先生的话剧我在上学的时候是读过的，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仔细品读，感觉他写得太深刻了，特别是通过周朴园、曾浩、冯乐山等带有封建性的人物形象，曹禺深刻地写出了封建性对当时中国人思想的束缚和压制。我的文章叫做《论〈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反响还好，有的朋友就劝我转向曹禺研究，而当时我正在准备写一部有关鲁迅的专著，因此有所犹豫。但是，我似乎又觉得对于曹禺我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因为我发现过去对曹禺的评价较低，对一些剧作理解不准确，尤其是来自左翼的批评意见更多，而国外的比较文学学者研究曹禺，也认为曹禺的剧作多系抄外国人的，评价更不客观。这些激起我研究曹禺的兴趣。

　　《曹禺剧作论》写作之初，遇到了许多困难。首要的问题是有关曹禺的资料非常少。曹禺23岁（1933年）就写出了《雷雨》，但关于他创作过程和创作思想方面的资料很难看到。此外，研究人物须先了解其背景，但关于曹禺的背景资料也很少。所以，开始是很辛苦的，还是通过友人的帮助，找到一些上世纪30年代的资料，让我掌握了30年代话剧发展的状况、曹禺的生活和社会背景，以及对曹禺剧作的评论和争论等。我记得当时北平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美国教授谢迪克在《一个异邦人的意见》中对曹禺的《日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日出》可以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并肩而立！这个评价对我研究曹禺很有启发。

　　动笔之前，我很清楚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曹禺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曹禺因剧作而闻名，所以就把书名定为《曹禺剧作论》，而每部剧作论又贯穿着三条线索：一是剧作家艺术个性；二是剧作体现的现实主义特征；三是曹禺剧作为何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也即剧作的民族化过程。通过对这一系列剧作的论述，提出曹禺的剧作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结论是曹禺在中国话剧的创作上具有首席地位。

　　这本书写作完毕，交给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杨景辉先生。他们决定出版后，建议拿给曹禺先生审阅。曹禺先生很快就回信，他说：“您的分析与评论很确切，也很深刻。”并且约我见面。他访问美国回来，我们先后谈过两次，每次3个小时，我被他的谈吐和学识所折服。这些，使我对戏剧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遂开始了我的戏剧研究生涯。

　　学术家园：听说您的《曹禺传》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以及戏剧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您能谈谈写作《曹禺传》的过程吗？

　　田本相：我写《曹禺传》，是曹禺先生推荐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曹禺先生的信赖，让我十分感动，我很担心是否能够写好。有一次曹禺先生引用《诗经》的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来说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暗示《曹禺剧作论》是一部“知心”之作。他委托我为他写传，显然也是“知心”之举。为了写好这部传记，他把了解他的亲朋学生，一一作了详细交代，让我访问时心中有数。同时，曹禺先生多次向我倾述他的家庭历史以及有关的人事，倾述他的苦闷，以及他的创作过程。他告诉我：“你要写我就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这句话成为我写作《曹禺传》的指针。

　　我从小受“传”的影响很大。“传”有很多种写法，有的注重个人的感受，如罗曼·罗兰的传记就有这样的特点；有的注重客观的描述；有的注重学术性。我写《曹禺传》，很想写出我所认识和理解的曹禺来，我希望将客观性、文学性和学术性结合起来。即使你听过曹禺的倾述，听过他人的介绍，但是如何将这些加以消融，将曹禺的形象立起来，又是谈何容易！

　　我在书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曹禺的童年和少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他未来的创作真的是太重要了。对于曹禺来说，更是这样。不能说他童年和少年的经历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但可以说，在他的多部剧作中都渗透着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烙印。比如他生母生下他三天就故去的情节，就成为他苦闷的渊薮。直到他耄耋之年，一提起他的生母，眼里都含着泪花。他的恋母情结，在他的创作中是一种天然的激素。又如曹禺晚年为何再也写不出像《雷雨》、《原野》那样的杰作，戏剧界也有一些说法。但是，我在传记的叙述中，将其客观的、主观的以及创作的多种角度和多种因素揭示出来，让读者去辨析，甚至得出结论来。

　　《曹禺传》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是采用了很多访问的原话，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保证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性。比如，曹禺在大学时代对音乐的着迷，对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独特的敏感，特别是交响乐起承转合的结构对他话剧创作的“渗透”；比如曹禺小时候喜欢听教堂的钟声，有时还跑到教堂去专门聆听教堂里的音乐，所以他的《雷雨》中出现了巴赫的音乐片段……对这些容易为人忽略的细节，我都给予尽可能的描述，揭示创作的一些奥秘。在纪念曹禺先生九十诞辰时，我将我访问他的谈话加以整理，出版了《曹禺访谈录》，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比较”中思考话剧的意义

　　学术家园：之后您进入了话剧史的研究，其实从一开始您就是从“比较”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话剧的，是吗？

　　田本相：是的。我的第一本话剧史是一部比较戏剧史。在我研究完曹禺、郭沫若之后，深刻地感受到，话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却在中国扎根、生长、发展，成为中国艺术门类中的一大剧种。

　　比较研究的想法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读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当我读过主要作家的作品之后，再读《鲁迅全集》，并与其他作品比较，感到鲁迅的作品确实是耸入云天的高峰。而在研究曹禺、郭沫若、田汉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在接受外来戏剧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因此，我形成一个认识：一部中国话剧史即是在接受外来戏剧的影响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逐渐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欢迎的民族话剧的历史。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就是这样出来的。

　　在文明戏的阶段，显然更多地受到日本戏剧的影响，而“五四”时期易卜生戏剧的影响显然更为突出，如此等等，展示出中国话剧和外来戏剧的深刻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比较文学强调的是影响研究，忽视接受影响的主体的作用，而比较戏剧强调接受——主体的接受。中国人民是把话剧当做救国救民、启迪民智的工具加以接受的，这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需要，这也是话剧能很快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于是，我逐渐形成《中国比较戏剧史》的方法论，即接受主体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外来戏剧的影响都是通过接受者的选择而产生的。接受的主体，包括作家的主体、民族的主体、历史的主体等，这些主体的需要和条件制约着接受的选择、接受的程度、接受的性质等等。譬如英国的王尔德，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但是“五四”时期却被中国的一些剧作家所看重，因此在他们的剧作中都有他的影子。而莎士比亚虽然是位伟大的作家，却没有激起更大的影响浪潮。

　　《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出版后，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之后，我开始更深入研究中国话剧史。其原因是我发现戏剧界对中国话剧史并不熟悉，甚至认为中国话剧史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而一些戏剧学院对中国话剧史的教学也不够重视，更谈不上研究。譬如上世纪80年代，戏剧界一度将现代派的戏剧看做最时髦的戏剧思潮，其实他们不知道“五四”时期不但引进了很多现代派的戏剧作品，而且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国的现代戏剧派。

　　我把几十年的时间几乎都放到中国话剧史的研究上，主编了《中国话剧》、《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三卷）、《中国戏剧论辩》（两卷）、《中国百年话剧图史》（两卷）和《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37卷），以及我和宋宝珍撰写的《中国百年话剧史述》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还不是很全面。话剧是综合艺术，以往的话剧史多是运动史，或者是运动史加文学史，而导演、表演和舞美等艺术元素却不能入史。显然，以往的话剧史是蹩脚的，我希望还话剧史以综合艺术史的本体。另外，我也希望将港澳台的话剧史纳入中国话剧史的系列。因此，近七八年来，我在主编一套九卷本的《中国话剧艺术史》，可望今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抗战话剧、“诗化现实主义”和一点期望

　　学术家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话剧作为重要的文艺和宣传形式，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您能否谈谈抗战中的话剧？

　　田本相：中国优秀的话剧不但具有战斗传统也具有艺术传统，我将其概括为“诗化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不但敢于面对现实，充分发挥现实力量，而且还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特别是融入了中国的诗化传统，融入中国的戏曲，创造了中国话剧。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话剧以重庆、延安、桂林、沦陷区上海（也称“孤岛”）为中心，形成了区域性的格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并由此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伟大的抗日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中国抗战的戏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反法西斯国家和地区的话剧，像中国的话剧这样迅猛地发展，发挥了如此巨大的动员群众的作用。抗战戏剧至今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应当继承发扬抗战时期话剧工作者英勇担起民族的使命，不怕牺牲，同仇敌忾，全心全意投身于话剧事业的献身精神，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学术家园：您的研究经历和治学精神给青年学者以鼓舞，您能否对后来的话剧研究者说几句话？

　　田本相：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支撑是不行的。现代社会风气较为浮躁，这对于立志做研究工作的青年是一个挑战和考验。要想经得住考验就得有吃苦的精神。做基础工作是艰苦的，甚至是枯燥的；但一旦取得真正的学术成果，再艰苦也是值得的，再枯燥也是有趣的。学术研究必须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静下心来投入进去方能有所得。学术研究不会过时，它的光芒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得到闪亮，只有精于勤、踏实肯干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开花、结果。祝福青年学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