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忆施今墨改革创新中医二三事

施今墨为病人诊治时，西医也来见习。

施今墨为弟子讲课。

　　没有继承就没有传统，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各行各业都会遇到新与旧的矛盾,中医也是如此。中医大家施今墨不仅一生躬耕杏林、悬壶济世，而且执着于中医的创新和改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医也传入了中国，凭借先进的诊断技术、西药的简便速效等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对传统中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部分民族虚无主义者提出“取缔旧医以扫除医事障碍”；而另一部分顽固守旧派认为老祖宗传下的“国粹”必须捍卫传承，反对改革。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在此中医存亡绝续之时，施今墨提出：“近年来，西学东渐，西医亦同时传入我国，现通都大邑所设医院几如雨后春笋，医师护士日渐增多，揆其医理疗法，颇多可取。而彼中明眼之士，亦多以我中医有可效法处也。吾人研究学术，应将畛域之见除去，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

　　施今墨医学创新思想的标准，就是实践：无论中医西医，治疗有效的，继承发扬，无效的摒弃不用。

　　改革中医教育：主张中西医结合

　　施今墨认为中医改革，应先从教育入手。他说：“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学术之成否，当然在乎学校。”（1939年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册序）

　　中医传统教育，历来是师带徒方式，虽有诸多优点，但其致命缺点是没有统一的教材，培养出的学生良莠不齐。其次，这种个体教学方式，也不符合中医传承规模化发展的需求。1932年施今墨与陈宜诚、魏建宏、陈公素诸先生共同在京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学院仿照现代教育规章制度建立了董事会、学制、学则、教务会议规程等严谨的管理制度。

　　其办院宗旨：“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人才。决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希望阐明先哲之遗言，借助新医之实验，为人群造福。”为实现该宗旨，首先在课程设置上，施今墨进行了大胆改革。学院以中医课程为主，系统学习《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等经典；以及《脉学》、《诸病源候论》、《辨证论治》、《医案》等临床医学。还设有西医课程，如生理、病理解剖、细菌学、病理学以及传染病学，西医的内、外、妇、儿等临床医学。中西医课程的比例大致为7∶3。此外，还开设了德语和日语课。解放军总医院原院长姜泗长教授在纪念施今墨百年诞辰座谈会上说：“［上世纪］30年代施老在创建华北国医学院时，就倡导中西医结合。在艰苦条件下，私人办学是难能可贵的。”

　　在开院的第二年，施今墨又在学院附设了诊所。高年级学生学完基础课程后，可到诊所随老师实习。

　　施今墨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亲自为学生制定了《医戒十二条》。这是学生将来做医生后要遵守的原则。内容包括：医之为业，为人而非为己也，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但以救人为本务，除保存人之性命，治疗人之疾病，解除人之痛苦外，更无所事事；医者以治病为务，故当但见病人，不当以其富贵贫贱而有所歧异……时至今日，《医戒十二条》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32年至新中国成立，在施今墨主持下，华北国医学院坚持办学17年，探索出了“德育与智育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西医与中医结合”三结合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了大批中医人才，如天津中医学院原院长哈荔田，贵阳中医学院原院长袁家玑，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祝谌予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人员这样评价：“在近百年中医没有断档，施先生兴办学院、教书育人，为全国造就了一大批中医高级人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创新中医理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

　　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著写的《伤寒论》，为后人创立了六经辨证的临床准绳。

　　明末清初，多地瘟疫爆发，诸医用伤寒法治瘟疫而无效。吴又可比较瘟疫伤寒之不同而著《瘟疫论》。后经叶天士、王梦英等医家发挥、完善，于是诞生了温病学派和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

　　西方医学的传入，使中医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施今墨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不改革创新，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施今墨担任副馆长后，开始大力推行中医改革主张。他与陆渊雷一起，首先提出“统一中西医病名”案。他认为中医病名过于笼统，不像西医的诊断明确，有理化指标，依据更为标准化。如中医一个“胃脘痛”的病名，可能是西医的胃炎，也可能是肿瘤和溃疡。临床统一采用西医病名是中医改革走向科学化的一步。

　　然而此案的提出，立即遭到各省市中央国医馆分馆的强烈反对，施今墨也遭到无数指责和谩骂。统一中西医病名的提案失败后，施今墨没有气馁，1940年由其门婿祝谌予编辑的《祝选施今墨医案》出版，这本书上的编辑体例，则“按西医规律化之分门别类”。书的目录中有流行性感冒、丹毒、猩红热、肺炎、肺结核等记载。而治疗则完全是中医的辨证施治。

　　西医辨病，中医辨证，这种辨病辨证相结合方法的诞生是施今墨对中医传统辨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继伤寒六经辨证、温病之卫气营血辨证，中医辨证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以后施今墨又在捐赠给同仁堂的验方中，率先以西医病名命名中成药。如气管炎咳嗽痰喘丸、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等。中成药命名的创新既体现出施今墨的改革精神，也由于跟上了时代变化的步伐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创新精神、改革意志至死不渝

　　有人说中医现代化是否定了中医的科学性。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表示：“任何科学都要发展，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四化’之一就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既然科学技术都要现代化，还要发展创新。为什么被认为是科学的中医不能提现代化呢？”

　　1962年施今墨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许多国家科学进步一日千里，相信不久电学发明到顶点，便可探测人体内部秘密、症结所在，真形毕露，一目了然。然后用超声波、原子能或其他更简便敏效的药物治疗。”曾几何时，CT、核磁等设备已在各大医院普及，放疗、超声、介入等新疗法和新的特效药物已广泛使用。今天我们不禁为一位80余岁的老中医半个世纪前的预言所震惊。

　　1969年，施今墨自知将不久于世。他口述了一份中医改革的建议书，呈献给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另外，他给生前工作的北京医院预立了一份遗嘱。医院公鉴：

　　施今墨预立遗嘱，请求解剖尸体事。因本人夙患泌尿系感染，迁延数年之久，时常尿血，红白血球续续破坏，不断增加。经过多方治疗，多次镜检（北京医院有病案可查）并服中西药不计其数，均无明显效果。究不明系属何种病症，深怀遗憾。

　　我自愿死后，将尸体交由贵院进行解剖探寻病源真相，倘得病灶所在，将其取出保存研究，以备后来遇有症状相似者，用资参考。或为诊疗为一助，亦仁术之工作也。

　　一九六九年施今墨亲书预嘱

　　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走过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立下遗嘱，将遗体解剖供作医学研究的老中医。他的创新精神，改革意志，至死不渝。

　　施今墨（1881-1969），中国现代著名中医专家、中医改革家、教育家，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为施今墨之子，著名中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