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书写用墨，首推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1975年出土)的墨块，圆柱状，圆径2.1厘米，残高1.2厘米，墨色纯黑。

汉代，隃麋县(冶所今陕西千阳东)以产墨闻名，后世因以为墨的代称。史载，隃麋墨被汉朝廷列为办公用品。当时负责章奏文书、后总揽政务的尚书台，其官署的令仆函郎官员每月可领取隃麋大墨一丸、小墨二丸。

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录有三国魏人韦诞的合墨之法，制作工艺颇精。此后，历代制墨名家迭出：晋代张全，刘宋朝张永、唐代李廷珪、宋代潘谷、元代朱万初、明代方于鲁、程君房等，其中以李廷珪尤享盛名。

1、 制墨名家潘谷再三跪拜“廷珪墨”，敬慕不已

李廷珪，三代均为唐代制墨名家。祖籍易县(今属河北)，原姓奚。祖父奚鼐，所制墨有光气，有“奚鼐墨”及“庚申”印文。唐末，廷珪与其父奚超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治今安徽歙县)。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松烟作墨。父子所制墨“其坚如玉，其文如犀，书写数十幅，不逾一二分”，甚至“浸水中三年不坏”，得到南唐后主李煜大为赏识，因赐李姓。

据宋代庄绰《鸡肋编》载，北宋人吴幵 ，字正仲，滁州(治今安徽滁县)人，累官至翰林承旨。曾书写《华严经》一部，“半用廷珪(墨)，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由此断言唐代以来诸李所制墨，“无出廷珪之右”

。

元代胡仔《渔隐丛话》记有一则趣事：北宋学者陈师道(号“后山居士”)称，曾在“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家里，见到“廷珪墨”。据说是宋神宗赵顼所赐，原属王平甫家收藏。经宋代制墨名家潘谷亲自鉴别后，潘当即再三跪拜，敬慕不已。于是，苏轼禁不住谐趣地赋诗一首：“潘翁跪拜摩老眼，一生再见三叹惜，了知至鉴无遁形，王家旧物秦家得。”

令人诧异的，是“廷珪墨”还有药用功效。《鸡肋编》引录王彦若《墨说》：宋初，赵韩王赵普(922—992)，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宋太祖赵匡胤视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知决焉”。一次，赵普“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箧。取视之，皆李氏父子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由于属御赐珍物，满箧李超、廷珪父子所制墨，被赵普藏存王府。后来，赵普的儿媳临产大出血，命危。医家求用古墨为药，才匆忙从箧中取出李氏父子制墨一枚，“投入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见到“廷珪墨”功效神奇，赵府“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煆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其藏墨不供书写，只求药用。结果，惹得庄绰有诗句叹喟 ：“只愁公子从医说，火煆生分不直钱。”

2、 重金藏墨束之高阁，只落个供差役书写急用

随着汉字书写和水墨国画的艺术创作发展，促使制墨工艺的不断改进;渐渐墨自身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收藏价值。北宋年间，兴起嗜墨、藏墨之风。

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老，也是文人学者的温国公司马光独嗜藏墨。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司马温公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斤。”当时有人不解，未免闲言碎语忖度起来。司马光听到后，只说了一句：“吾欲子孙知吾用此物何为也。”为了让子孙后代知晓祖上用墨书写文章、著述等身而已。

大文豪、书法家苏轼也是藏墨大家。自称“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苏轼四十三岁，时任徐州太守。其僚属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经常与苏酬唱交往。当其参观了苏轼多年的藏墨时，不禁惊叹收藏之丰，而且尽属精品，于是写诗致意。苏轼和诗《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其中有诗句：“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诗人的一番感慨，殊觉情至意切，发人深省。

苏轼的一位老乡石扬休，字昌言。少孤力学，举进士。宋仁宗赵祯时，官至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其也有藏墨之好。不过，视所藏“廷珪墨”为心头宝贝，绝不许人磨用。苏轼《书石昌言爱墨》指出：“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不磨人’。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

此外，苏轼还有一位好友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举进士。其虽属儒雅出身，却颇有戾气。宋神宗熙宁间，任齐州(治所今山东济南市)太守。上任半年，大开杀戒，砍掉群盗三百余颗头颅，“境内遂清”。偏偏其嗜墨成癖，采用的亦是非常手段，见墨就抢，夺为已有。朋辈好友无不被其搜了个遍，丝毫不讲斯文作派。

难怪苏轼在《书李公择墨蔽》中说：“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粱、许来，云‘悬墨满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尝有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一种朋辈间无奈的惋惜。

宋徽宗赵佶贵为九五之尊，却能书善画。其书法世称“瘦金体”;工花鸟画，生动逼真。赵佶的嗜墨，除用墨进行书画的艺术创作之外，还喜好亲自制墨，别出心裁地以苏合油调和松烟为墨。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宋徽宗以苏合油溲烟为墨，后金章宗购之，黄金一斤才得一两，可谓好事极矣。”金章宗，即完颜璟，女真族完颜部人，金国的一位皇帝，大定十八年(1178)即帝位。其一边喜好汉文化，一边与宋朝交兵。善书法，能诗歌。看来，大凡擅书画者，必属嗜墨之徒。当然，还得当上皇帝，才能如此大手笔买卖一两墨。

当时，不仅皇上制墨，甚至连太监也来凑热闹了。在《万历野获编》中，记有宋神宗赵顼的宦官孙隆，万历中，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并监管税务、激起当地民变正是此人。自恃内宦权势，竟在江南玩起了制墨。所谓有钱就任性，根本不计成本，务求制作精良，其“清谨堂”制墨成为一种特殊的工艺品。于是，“造墨馈遗”盛行一时。撰者沈德符认为：“竞造墨馈遗，为朱提紫磨伴侣，贵人轻之，滕置高阁，间以给佐掾舆台急用，文房雅道，扫地尽矣。”

如此一来，在达官贵人之间，书写用墨失去其实用价值，尤其制作精良的佳墨，凸显其收藏价值。可怜的是连收藏价值也无法体现，被束之高阁，偶然应差役小吏书写急用。

3、 制墨名家之争，闹出人命就不好玩了

新安一地，即歙州、徽州一带的人，“例工制墨”。明代万历间，以制墨名家方于鲁、程君房二人为著。

方于鲁，初名大滶，后以字行。改字建元，歙州人。其制墨初取程君房之法，而自有创新。其法取烟不以豨膏而用桐液，和墨不以漆而用广胶，解胶不以梣皮而用灵草汁。

方氏名重万历间，刻有《墨谱》一书，穷极工巧。其认为：“试墨如试金，当略其色泽，求其神气。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如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为下，黯沕无光，或有云霞气，又下之下也。”这段话被视为“相墨金针”。

程君房，歙州人。善制墨，与方于鲁以名相倾轧。亦刻有《墨苑》一书，绘制精工，与方氏《墨谱》斗奇角异。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书“似又胜方”。而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评述以上二书，却“当以《墨谱》为胜”。

其时，方于鲁与同乡汪道昆连结姻亲。汪道昆，字伯玉。因与名将戚继光募兵，击破倭寇，被擢升为司马郎，后官至兵部侍郎。方氏倚借亲家的官场威势，奖饰稍过，其制墨声誉日上，名振宇内。

程君房亦不甘人后，曾寻托朝廷内臣，以所制墨进奉明神宗朱翊钧。名声鹊起，几乎超越方于鲁。方不满程所为，心中嫉恨，由此两人“贸首深仇”，斗个你死我活。

末了，程君房落了个“不得好死”的惨况，据说，与其同乡、同行方于鲁脱不了干系。

本来，制墨名家之争，当以真本事分高下;耻于使用邋遢阴损的招数，何况闹出个人命来，实为“墨磨人”之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直斥为“真墨妖亦墨兵矣”。

姑且从墨而论，嗜墨也罢，藏墨也罢，抢墨也罢，制墨也罢，无非图个好墨，属个人所欲。倘若涉及一己之利，也就暴露“墨磨人”的物化现象。如是，不妨将“人磨墨”与“墨磨人”看作箅子，总能分离出个异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