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云南省巧家县一幼儿园发生投毒案，1名2岁女童因“摄入毒鼠强”身亡。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凤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云南省高院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11月21日下午3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再审判决书，钱云凤被无罪释放。从入狱到释放，钱仁凤已失去自由超过13年。（12月22日《重庆日报》）

巧家投毒案，等了13年，终于等来了正义。保姆钱仁凤，最终沉冤得雪、无罪释放。但是，钱仁凤最美好最青春的13年，不是献给了爱情，也不是献给了事业，而是献给了牢房，而且还仅仅是因为一次法庭的错判。这样的情节与叙事，难免令人忧伤。再看到钱仁凤父母蹒跚的背影，更令人心碎。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因为司法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最终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与伤害。

本案背后，司法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查。一是刑讯逼供。据钱仁凤透露，她之所以认罪，是因为遭遇酷刑。“我不承认，他们就让我跪在地上，跪了七八个小时。他们还脱下黑皮鞋打我的脸，皮鞋的跟有点高”。二是伪造证据。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物证鉴定文书中，证实对钱仁凤的第一、三、五次讯问笔录，以及钱仁凤对菜刀和针筒的辨认笔录上签名，均为侦查人员代笔。如此明显与拙劣的伪造，却能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这绝对是一个司法笑话。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这就是说，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司法公信的危害比犯罪本身更甚。对于这样的冤假错案，除了必要的赔偿程序外，追责程序必不可少。既然正义已经迟到，就不能再打折扣。当年的冤案是谁制造的？谁审判的？伪造证据的人今何在？等等。这一切，都必须有明确答案。

从过往的现实来看，只赔偿不追责似乎是“不成文的潜规则”。比如浙江“萧山案，关于追责程序，有关方面称“不便透露细节”；比如广东“徐辉案”，在徐辉被宣告无罪之后，当地政法机关对追责只字不提；再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内蒙古公检法三部门先后宣布成立调查组，对铸成错案负有责任的办案人员进行调查，但如今快一年了依然没有半点下文……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只是第一步；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应是对冤假错案进行纠偏的应有之义。

越是对冤假错案造成人员的追责缺失，越要持续关注与监督。当然，在追责的过程中，难免有困难与荆棘，但这不能成为“追责缺失”的挡箭牌，而应成为继续调查的动力源。就巧家投毒案而言，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赔偿追责不能有半点含糊，当地有关部门不能讳莫如深，而必须提上议程。同时，也不能用赔偿代替追责。赔偿与追责，对冤假错案而言，缺一不可。只有赔偿与追责都到位了，巧家投毒案的正义，才不算打了折扣。（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