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宏杰日前发布一篇文章《我和著名出版商L先生之间的故事》，该文在朋友圈以及业内被传阅。文章回溯了他的著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再版时，与出版方果麦文化公司之间的一段纠葛，包括使用未经作者同意的封面、虚假签名以及拖欠版税等。

最精彩的莫过于在文章的末尾，他道出了对当今社会“唯成功论”的一番感慨。文中的一段话被许多网友称为是中国当代社会成功人士的速写：“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才华横溢，又蔑视道德，同时又几乎都是心理疾病患者。他们背信弃义，说过的话转身就忘，用过的人随手就扔。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正是因此而成功。”文中用L先生和W编辑做代称，但笔墨很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路金波和吴怀尧。而两人昨日都回应了此事。

路金波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说事情不是他经手的，所以不清楚，而且一再强调，这种可以用法律来解决的事儿非用大字报的形式很不文明。另一个当事人吴怀尧也回应说与事实不符：“这个事情我不想去回应，不想去配合炒作。如果非要让我回应，那只有一句：与事实不符。”

张宏杰昨日也做出了新的回应，他声称和他一样遭遇的作者很多，“但是大家通常最后都选择忍了这口气，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要成熟。大家都明白，没必要树敌，下次多长个心眼儿就行了。但是我不想成熟。我想讲出来。讲出来对出版界是好事”。

到此为止，这个事件如云如雾，像一出罗生门。当事人回应后依然看不清原委，反而陷入了更掰扯的境地。张宏杰与果麦的纠缠不是个案。这样的事件也是中国出版市场乱象的一个典型代表。近些年，出版界屡屡爆出作者维权。一些编剧、作家不小心掉进合同“陷阱”里，投诉无门就在自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大写特写。但最后到底解决没有，往往石沉大海。

一旦侵权的事情发生，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法律，一纸状书告上法庭。譬如，2014年出版界有两起维权案件宣判，一起是作家毕飞宇诉编剧陈枰、西苑出版社侵犯其《推拿》著作权，另一起是翻译家马爱农诉中国妇女出版社抄袭译著《绿山墙的安妮》。两起案件均判定被告侵权成立，但原告都认为所得赔偿金额过少，对侵权行为也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相继表示“失望”。

在一个版权意识不足的社会中，这样的结果不出乎意料。由此可见，事后的维权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得不偿失。所以，作家们在与出版社订立合同的时候就该有法律意识。因为，当一个外行看合同时，面对那一行行密麻麻的字无异于盲人摸象，不如请律师或专业版权代理人研究合同，发掘掩埋在其中的雷。

文字工作者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是好的，但需要自始至终拿在手上。从与出版方接触开始，就要有法律意识。比如出版方提议张宏杰的书分两部出，当时他也只觉得是卖个人情，殊不知后面是9万册与9万套的差额。吃亏不见得有硬道理，在这个丑话说在前面的时代，不算计就容易吃亏。吃了亏委屈发泄一下可以体谅，但维权不相信眼泪。码字的人不容易，所以得格外警醒着点。（严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