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山尊先生在1991年组织了中国老教授协会专业委员会，将青年话剧院、铁路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老艺术家联系组织起来，走进基层走进校园进行义演，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山尊先生提出，演出没有报酬，由有识之士义演……山尊先生故去后，他的夫人、年届八十的徐静媛女士继续推动这项活动，如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组织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公益演出。徐静媛说，文艺走进群众，为普通人服务、为社会服务，是欧阳山尊等从延安来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与山尊先生共同生活几十年，她深受感召，愿以满怀热情推动这样的工作……本期周末纪事栏目请徐静媛女士再忆山尊。

——编者的话

欧阳山尊与徐静媛

120师“战斗剧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欧阳山尊）

一

欧阳山尊的话剧艺术是从生活中来的。他7岁的时候，在父亲欧阳予倩的影响下，就走上了舞台。他高中毕业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因为时局动荡，父亲安排他到杭州电厂当学徒。在当学徒的日子里，他参加了“五月花剧社”，这是山尊走向革命的开始。所以说，山尊的革命经历是从1932年开始的。当时“五月花剧社”在“左联”的领导下，演一些进步戏剧，其组织者刘保罗是中共党员。山尊白天在工厂里当学徒，晚上到“五月花剧社”参加演出，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搞灯光或做客串。

高中毕业后，山尊一直未间断地参加进步戏剧的演出活动。1933年，他考上大夏大学，在那里组织了“大夏剧社”，后来又组织“大夏歌咏团”,演出了不少进步戏剧剧目。这年年底，他的父亲从欧洲考察回国，知道他参加了进步剧社，很是高兴，就常常与他交谈自己对于戏剧的看法，比如谈到在欧洲时看到的新戏，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耶荷德的戏剧，谈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等等。当他受到父亲的影响后，就特别想知道斯坦尼斯兰夫斯基的戏剧是怎么回事，不久，他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在那里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从“五月花剧社”到“大夏剧社”、“大夏歌咏队”，再到中苏文化协会的这几年，是山尊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启蒙的时期。

山尊投身进步戏剧活动，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当时的进步戏剧运动结合在一起了。1936年，他与金山、王莹夫妇共同组织了“四十年代剧社”，排演的第一出戏是夏衍的《赛金花》。《赛金花》把晚清的李鸿章和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做了一个对比，揭露了两者如出一则的“磕头外交”。这部戏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演出场场爆满，很受民众的欢迎。

他们还有一个演出也很著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时，山尊等人正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上海剧作人协会”会议。听到这件事，陈白尘、于伶等当场就以全体剧组人员的名义给前线官兵发出了一封慰问信，把“上海剧作人协会”改成“中国剧作人协会”。与会者当场决定，创作一出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鞭笞日本的侵略，为抗日疾呼。他们确定马彦祥、袁牧之、洪深、于伶为导演，限5天完成剧本，山尊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于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由于欧阳山尊、徐涛的积极努力，动员了上海各个剧团、各个电影公司有100多人，保证了演出的顺利进行。我多次听山尊谈及此事，当时组织的名演员有谢天、赵丹、田芳、王献斋、金山、王莹等。这些演员手上都有别的工作，可是到了排演的时候，他们都来了，说哪怕让我演一个抬担架的，上台走一场都行！同年8月13号，《保卫卢沟桥》上演，演出人员多达100余人，场面非常壮观，这在话剧中是很少见的。我后来又看过山尊排演《带枪的人》，整个北京人艺的演职人员都上台了，达200人次。他怎么有这么大的魄力指挥那么多的演员，台上台下还有条不紊呢？我想，这个基础，正是半个世纪以前排《保卫卢沟桥》时打下的。

革命和艺术，造就了山尊激情而率直的性格。演《保卫卢沟桥》的时候有个小插曲。其中第三幕取材于报纸上的一个报道，第29军里的一个19岁小战士，拿着一把大刀和敌人拼杀，一个人一把刀杀了9名日本鬼子，并且缴获了十几只枪。演到这里的时候，小战士站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上一高呼，台下也呼应，很震撼，很有气氛。山尊说，有一次，演这个战士的演员没有来，他自己就“钻锅”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想过戏瘾啊？他说，我就想振臂高呼，觉得这样出气！山尊为人热情，什么事都要带头，这也很好笑。“文革”中，他和演员们被安排去扫地、搞卫生、拉煤、运煤。他那时候50岁左右，有力气，本来几个人一起扫这块地儿，他常常一个人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有一次，《茶馆》里演庞太监的童超说，山尊你不能这样啊，我们都没有活儿干了，会挨批的！山尊写文章也是如此，写不完，决不休息，有时候三天三夜不睡觉。

二

《保卫卢沟桥》是1937年8月7号在上海上演的，连续公演6天，这出戏对于宣传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七七事变”以后，上海剧作人协会和上海戏剧救亡协会联合召开会议，组织成立抗日救亡演剧队，赴各地流动演出，宣传抗日。这一年，山尊正好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做什么呢？他原来考虑的是，或者搞专业戏剧组织剧社，或者跟着父亲欧阳予倩搞电影。但“七七事变”爆发了，他说：天事地事，抗战救亡，不当亡国奴是大事！毅然报名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山尊第一天报到，第二天演剧队就出发了。他们的“一队”从上海出发，先后到了南京、武汉、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后来又返回郑州，在战地做宣传，演了很多小戏。他们想去延安，所以到达西安后，就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说，平型关战役刚刚结束，从前线下来了不少战士，正在临汾休整，很需要文化宣传，你们去那里吧！演剧队就拿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具的路条，经风陵，渡过黄河，到了山西的临汾。到临汾后，听说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离临汾15里的刘村，于是大家徒步4个多小时，来到刘村。

路上的辛苦自不必说，到了刘村，一切都好了，用山尊的话说，就像回到家一样温暖。其实，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是如此，吃的是小米饭，用脸盆盛大锅菜，办事处主任告诉山尊：我们八路军是穷部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好在都是自己的人！山尊听了，心里暖洋洋的。在刘村吃过饭，演剧队被安排住在了附近的白石村，八路军总部也驻扎在这里。进村，先安置住宿，住宿还没有安置好，就听外面警卫员说，朱总司令来了！果然朱德、任弼时、康克清同志都来了。朱老总很亲切，像长辈一样地嘘寒问暖，他还按了按床上的被子——垫子都是干草做的，问大家这样够不够暖和。

在白石村，演剧队为115师和炮兵团的战士演出，剧目包括《放下你的鞭子》、《黄埔月》、《八百壮士》等。这些剧目有的是在上海创作的，有的是一路上创作的，都是宣传抗日的作品。演出中，山尊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身处抗战一线的战士们，不能只是宣传抗战，对象变化了，剧目也要有所改变。于是，演剧队的每位成员又分头深入到连队、不同的单位，走访、座谈、了解情况，打算创作出一些反映一线斗争和战士精神面貌的新剧目。

走进连队与官兵深入交流，使山尊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见到了平型关战役中的战斗英雄，倾听平型关大捷的经过，深受鼓舞。朱德同志还为演剧队作报告，讲解统一战线的问题，朱老总说，你们演剧队很适合做统战工作，希望大家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很受启迪。山尊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光荣传统、什么是统一战线、什么是游击战争……还有部队里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以及对待俘虏的政策等。后来，他们果然创作了不少新的剧目，如《兄弟们拉起来手来》、《顺民》、《红灯》。

在刘村，山尊遇到了丁玲。丁玲当时带着她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在这里。她告诉山尊，有好多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集中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抗日救亡演剧队可以和她们的战地服务团一起去那里演出。于是他们就一起演出。演出中，山尊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贺龙。贺老总仪表堂堂，声音洪亮，有着非凡的魅力，演出结束后，他与参演人员谈话，一个个地询问姓名，还主动谈到自己对演出的意见。他对着山尊说，看了你们演的《黄埔月》，你演的那个水鬼不错嘛！他接着说，我们的部队需要文化工作者，欢迎你们到120师去！这应该是山尊后来到120师“战斗剧社”工作的一个前因。

抗日救亡演剧队是比较松散的组织，有的队员中途就退出了，也有的提前去了延安。山尊和另外一个队委都是组织者，从始至终坚守着演剧队。过了一段时间，临汾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他们，说日军逼近临汾，形势比较紧张，动员他们回西安，从西安再赴延安。在这种情况下，演剧队就从临汾又经风陵，渡过黄河，回到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开具了赴延安的军用护照，还给了100块钱的路费。他们一行人，就在1938年的5月，终于到达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