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对冰箱我早就在东城区委党校见过。那是在1975年底，我正在位于内务部街的东城区图书馆工作，馆里通知我有大量的文革抄家物资被集中在东城区委党校，让我赶紧过去挑选一些古旧书，以供工农兵理论队伍大批判之用。党校就在相隔一条史家胡同的干面胡同东口，只见偌大的操场上堆满了文革中抄来的书籍、字画、照片、瓷器、家具等各类器物。在操场的一隅，我便看到了这对冰箱——两个带盖的珐琅大箱子，盖沿上錾有“大清乾隆御制”楷书款。因为觉得很新奇，一问才知是宫廷旧物，夏日贮冰用以冰镇。

我在操场上先后工作了一周，每日骑着三轮车，把挑出来的古旧书一车车地拉到鼓楼上存放。想不到吧，鼓楼当时曾是图书馆的库房。正值严冬，那高大的殿房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丝暖气都没有，冷得真如一个大冰箱，令我瑟瑟发抖。然而，党校的操场上却更是冰凉刺骨，把我的手脚都冻烂了。在寒风中，我和那些被抄来的“封资修”的旧物就一同颤栗着。我似乎能听到旧物们凄厉的哭喊：快把我们都带走吧，不要把我们扔在这里啊！

然而，我除了尽可能地拉走一些古旧书，还能做什么呢？后来，没有来得及拉走的书籍和那些抄家物资就统统被清理掉了，或化为灰烬，或落为尘埃。只是，这对冰箱却不知何故，最终被锁进了党校的地下室，隐于乱世，不为人知，十年一梦，以待天日。

那时，我还骑着三轮车四处奔波，为图书馆买回了许多珍贵的旧报刊，有自创刊以来全套的《人民日报》，有整套的《中国建设》、《新观察》……。现在要想再去收集如此完好的文献资料，已是绝无可能了。至于这些旧报刊和我拉到鼓楼上的那些古旧书，最终的命运如何，我不能确知。恢复高考后，我终于绝处逢生，考上了大学，从此就再没有回过馆里。只是听说，为了给职工发福利，馆里后来卖掉了那些旧报刊和许多库存的书籍。果真如此，那真是又一次文化的大劫难，悲哉！哀哉！

或可感慨：乾隆的冰箱，幸甚！幸甚！

前不久，我去邻近金宝街的净雅大酒楼聚餐，停车时把车开到了酒楼的后院，却蓦然发现，这个停车场不就是当年东城区委党校的大操场吗？虽然今日场景已换，但党校还在这里，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的模样。曾记否，就在此地，三十多年前，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趴在书堆里挑书，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把一捆捆的古旧书搬到三轮车上拉走，一趟又一趟。三轮车拉不走堆成小山的文物，也载不动，许多愁。几天后，少年终于没有再返回，北风刮来，尘土卷起，那对珐琅冰箱却还依然归放在那操场的一隅，归放在少年成长的记忆里，流年无渍，逝者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