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听不懂、认不出、写不了汉语，经常挨打的“差生”，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的经历可谓令人诧异。“翻看”他年轻时的经历，我们发现他的成功并非完全是偶然，而是源自他在不利环境中“别有用心”。

——编者

蔡国雄

1969年1月的某天，寒风呼啸，蔡国雄和很多北京知识青年一样，踏上了开往陕西延川的列车。那刻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插队的地方在延川聂家坪大队，因为父母皆为台胞的家庭背景，蔡国雄受到不少歧视，如不让他听文件传达。不过，村里的人很器重他，只因为他竟然会用那台没人看得懂的“新事物”———柴油机。此外，他还做过一件事，并因此在知青中小有名气，以至于现在还有人跟他提及。

陕北要打坝造田。有次坝是打起来了，可是突然来了暴雨，眼看着水就快要漫过大坝，村里人急坏了。“如果塌了，大家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而且还会损毁农田。”

这时有人提出用柴油机把水抽出来，可是那个笨重的家伙，哪是靠人力可以扛过来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蔡国雄说道：“可以利用虹吸效应，把大坝里的水往低处引。”虹吸？那是什么？很多人听都没听过，觉得他就是在捣乱。好在村支书信任他，派了十几个人帮忙：大家先把几根四五米长的水管接起来，灌满水，在两边堵上塞子；然后，把水管架在坝上，先打开水中的塞子，再打开另一边那个，这样因为重力作用，蓄水坝里的水缓缓地从管道流下。

同为刚上初中的孩子，蔡国雄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谈及原因，不得不说说他插队前的经历。

《马关条约》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蔡国雄的父母都生在台湾，十几岁时他们由台湾到日本，之后相识、结婚、定居。1959年，一家人回到祖国大陆，那年他7岁。

刚上学的时候，蔡国雄戏谑自己就像个“聋哑人”，耳朵常常就是个摆设。有次老师让带手绢、水杯、水杯套、口罩，最后问道：“记住了吗？”他看到同学一边点头，一边齐声说着什么，因为不懂，他就学着大家的样子用力地点头。第二天，看到每人桌上都摆着的东西，他才意识到自己犯错了，果不其然被老师批评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只看到他脸色不好，嘴一直在动。”

因为语言不通，蔡国雄并不被同学喜欢，还常常受欺负。有次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后，父母带他去学校找老师反映情况，教导主任利用课间操时间，让他在全校学生中寻找打自己的人。当时，他只会几句简单的普通话，本想表达“打我的时候他们戴着帽子，看不清”，结果却说成了“戴着帽子，看不清”。接着，他就看到大家都摘了帽子，自己被吓得愣在了那儿。

慢慢地，蔡国雄有了恐校症，一到上学时间就恶心想吐，后来演变成发烧，过了上学的时间症状自然就好了。没有办法，他只得更多地在家自学。那段孤独的日子，他做了很多别人觉得没用的事，如跟着邻居学做矿石收音机。

不过，正是这些委屈、孤独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蔡国雄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1965年小升初考试，他各科满分，进入清华附中，学号65001。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没想到不久后因为“文革”，他再次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他被锁在宿舍门外，不让进门。晚上，学校门锁着出不去，他只能在教室里把两张桌子一拼，凑合着睡。白天，教室、宿舍都没法待，他就横穿整个清华大学，步行20多分钟，去到他当时的“天堂”——五道口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书可以随便翻看。

那时，人们都在忙着“闹革命”，看书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也因此书店人并不多。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彩页的《东方红—75拖拉机构造》，了解了柴油机的大致结构，还自学了物理、化学、数学等各类知识。

正是凭借中小学那些“无用功”，蔡国雄在陕北的日子轻松了很多。因为懂技术，他被安排干苦累活的时候不多。他利用在五道口看的书和小学培养的动手能力，自制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还跟着《外国民歌200首》自学手风琴、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