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先生部分学术著作

鲁迅研究应具有“深刻的完全”

学术周刊：您的学术生涯从鲁迅研究开始，并逐步延伸拓展，鲁迅研究为您的学术道路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杨义：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在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40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的探源溯流，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比如我揭示孔子的思想创造，存在着一种“反归纳法”，就是从鲁迅的学匪派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受到启发。

学术周刊：您的老师唐弢先生一生致力于鲁迅研究，请谈谈你们之间的交流。

杨义：1978年研究生考试后，唐弢先生表示以朋友的身份约见我。我谈了自己对文、史、哲、经的书读得很杂，缺乏专业意识，唐先生认为，你读书博杂，将来进入具体学科领域，就能够很快深入进去，只要刻苦，具体的学科领域十年就能获得发言权。他对我的思想能力和流畅文笔很欣赏，对我关于鲁迅身上有“嵇康气”的说法，觉得是一个创见。后来对于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我曾经和一位老先生发生争执，并引用《新青年》上周作人翻译的文章作根据，唐先生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求是》杂志要他推荐本学科最好的书，他也撰文推荐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学术周刊：您认为今天我们阅读、研究鲁迅应当关注什么？如何继承鲁迅先生留下的宝贵遗产？

杨义：鲁迅是以特别的材料制造的洪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要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然而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令人有无所不届之感。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韩非、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文化血脉，纵横交错，巨细兼杂，大可及于一代文学、一种文体，细可及于一个掌故、一个物件。

鲁迅对美术的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旨归，他关注过去，是为了充实当今，开拓未来。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清理这条血脉，应该从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开始。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20年的两端，购得山东嘉祥和河南安阳的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6000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上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多关注鲁迅与魏晋的关系，由汉石画像又可以窥见鲁迅与“汉学”的关系。这种汉学不是经学，而是“民间汉学”，以此透视生活史和精神史，由此牵引出鲁迅与民间学的对接点。由此可知，沟通血脉，是当今鲁迅研究的当务之急，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30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清理，进一步激发自己在思想学术上精进不已的心志，由此体验到的是一个“永远的鲁迅”。

学者简介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文学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先秦诸子与古典学研究会会长。在海内外出版著作60种，发表论文600余篇，主编书籍20种70余册。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老子还原》、《庄子还原》、《文学地理学会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