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在对具体的绘画作品作鉴定时，特别注重利用古代建筑图像、器物与服饰等图像的比较、分析、考证作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以《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为例，可以看出傅熹年的鉴定方法。

历代对《游春图》的时代和真伪问题都是有争议的。明代以后的鉴赏家如文嘉、詹景凤等对此画都有极高评价，清代著名的鉴藏家安岐也称其奇古，乃六朝人手笔。唯有元代鉴藏家周密对此画的真伪提出异议，但他们都没有举出或真或伪的具体理由。傅熹年认为北宋以前的古画，因为年代久远，绝大多数作品没有款识，又往往是孤本，所以对作品时代的确定，难度很高，但它又是鉴定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作品的断代，利用画中的图像特点来分析应该是最有效也是最可信的方法。他在文中说道：“《游春图》是山水画，画中又有人物、鞍马、建筑物。如果仅仅从山水画的风格特点来分析，目前可资比较的只有敦煌石窟中一些隋代壁画。但二者除了地域上的悬隔之外，还有壁画与绢素画的差别，论者可以各执一词，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从画中所表现出的人物服饰和建筑物的特点来分析，则较易达到目的。因为前代人不能穿后代人的衣冠，不能住后代形式的房子，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这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利用画中所反映出的衣冠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地区特色等来验证绘画的时代和地域特点的传统。”(傅熹年著《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4月)傅熹年从分析《游春图》中所画人物头上的幞头和建筑物的斗拱、鸱尾的形制来验证它是否符合隋代的特点。

首先是服饰中的幞头。详细对比文献记载与在近年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的隋唐各时期的幞头形制，以图像的形式一一描绘排列，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确定《游春图》中所画幞头不符合隋及初唐形制，而接近于敦煌144窟晚唐供养人像的幞头，就此而论，可以证明《游春图》的时代上限不会超过晚唐。

其次是建筑物中的斗拱、鸱尾与兽头。傅熹年运用古代建筑史料记载，将《游春图》描绘的建筑物上的斗拱特点与隋至唐末近三百年间的斗拱做法对照，得出它的时代不能早于晚唐，而与隋制相差甚远;同样，从古代建筑史发展中鸱尾的演变过程和文献记载来看，《游春图》中的鸱尾具有典型的北宋鸱尾特点，这一点又将《游春图》的时代上限下降到了北宋;兽头的对比得出的结论同样是不会早于北宋初或五代末年。以上的分析虽然不能完全断定此画准确的时代上限，但至少证明这幅《游春图》肯定非隋代之物，这对书画鉴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除了关于《游春图》的年代探讨，傅熹年还运用建筑、器物图像考证的方法做了大量的书画鉴定方面的研究。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论几幅传为李思训画派金碧山水的绘制时代》等。与启功的文史文献鉴定方法一样的是，傅熹年也注重考证，不凭经验下结论，两者的鉴定方法都需要学术文献的支撑。不同之处在于，启功考证的是书画作品中的文史内容，而傅熹年考证的是书画作品中的建筑物、器物等实物图像内容。细分之下，两个流派之间的差异还是颇为明显的。以建筑物、器物与服饰的比较考证对古书画的断代是非常准确有效的手段，通过实物图像考证判断时代可以直接与笔墨风格鉴定法中的书画时代风格相印证，并且，只有对书画的时代风格有准确的定位，才能进一步分析判断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当然如果要确定是某家某派的作品，还需要对绘画风格或题跋印章等等更细内容的考证才能作出判断，傅熹年也赞成在书画鉴定中利用多方面的手段推理考证。但是，实物图像考证法是能与其他鉴定方法相互印证的最有力的手段，它无疑是傅熹年书画鉴定的最具特色的闪光点，是其他鉴定家的知识结构中不具备的，这一点足以表明：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古书画鉴定增添了一种最具说服力的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