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了个“洋大夫”

十月的骄阳热力不减，崎岖的山路上，一支背着背包的几百人队伍正在行军。

这不是普通的军人，是一群军医，驻在山西大同的322医院的军医。吴海洋刚刚从北京301医院转到这所医院，也在行进的队伍中。

70年代，经过海岛当卫生兵的一段，吴海洋当医生的志向更加清晰，也确定了眼科的方向。

那个年代，是不讲究个人意愿的，父亲更是强调，一切服从国家意志，“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他把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毫无保留地都传给了儿女。吴海洋的大哥二哥都喜欢文史，可是考大学时候，都报了理工，因为这时国家建设需要的是技术人才。

“我从小就是听话的孩子，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

从万山要塞的卫生兵到成为第一军医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再到北京301医院，她终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不过，这次她分到山西却多少有些“发配”的味道，因为父亲“文革”中受到了“冲击”。

说也奇怪，已经成为一名军人了，却丝毫没有改变吴海洋骨子里的东西。她一到山西，全院就传开了：北京来了个“洋大夫”。

当下什么都敢穿的女孩子自然理解不了那时的环境。其实，那时吴海洋不过扎了两条花辫子，穿了一双跟不算高的皮鞋，戴了一副好看一点的眼镜，穿着讲究一点，仅此而已。

就是这些“而已”已经是当年合格的“小资”作派了，于是，人们关注着这个“小资”在拉练行军中的表现。

一天不停歇的几十公里终于走下来了。回到医院，吴海洋发现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了——因为脚上磨满了血泡，血泡连成片，粘住了袜子。“也没见她一瘸一拐啊。磨得骨头都露出来了也没叫一声。”这与初来时形象上的反差，为她赢得了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尊重：到底是出身将军家的军人。

对工作很“革命”的吴海洋，对生活却特立独行。她不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枯燥乏味，生活是五光十色的。父亲是工作起来不要命，海洋也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但是，“不要命”之外，海洋是什么都要：爱跳舞，爱做菜，做针线，会玩，也要穿好。

“同事谁毛衣不会织了，就问海洋去！”至今她仍然对自己的完美主义很得意。这一点又是直接得自出身诗书之家、当过老八路、后来又成为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的母亲的潜移默化。

工农兵学员的那点知识，对于一名合格的眼科医生是远远不够的，其难度不亚于她父亲的“旱鸭子”下海。于是，白天悉心观察记录，补上缺失的专业训练，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深夜12点，还在挑灯补课，啃厚厚的医学书。累了，就拿出一本文学名著，换换脑筋，也是一种学习，免得老被父亲说自己“没文化”。

慢慢地，在322医院，她实现了自己业务上的飞跃，名气也越来越大。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吴海洋正在宿舍午休，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吴医生！快到院大门口看看，来了一伙人要见你！”只见医院门口，站着老少男女20多人，见吴海洋出现，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一声令下，大家伙都跪在了面前，“是她救了咱家孩子！”

就在半年前，老爷爷牵着他20多岁、怀着6个月身孕、几近失明的孙媳妇找到吴海洋。“孙媳妇仅有的一只眼也快瞎了，寻死觅活，肚子里的孩子咋办？听说解放军医院有位好大夫能‘治瞎眼’。”经过检查，吴海洋确认患者得的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必须马上手术。当时，大同各家医院还均未开展此项手术。

北京的手术条件相对成熟，但老大爷一家去北京现实吗？一番心理斗争后，吴海洋还是决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日夜兼程赶到北京，购买相关设备，为孕妇成功进行手术。一个月后，病人恢复了视力，带着将分娩的身子满意出院了。

作为一个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不过是分内之事，但却受到老百姓这样的“礼遇”，这在吴海洋心里产生的震撼是巨大的。

离开北京时，父亲曾送给她一支钢笔，让她开方签字用。这支笔是有来头的，是当年胡志明送给父亲的。现在，她忽然明白了父亲的深意，用这样的笔开处方，提笔千斤重，落笔重万斤啊。

从此，几十年的医疗生涯，她一直用父亲送的这支笔签字、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