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缺乏小费文化传统的中国市场来说，“小费”引进应缓行。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消费习惯来说，消费者是在和饭店打交道，而不是和服务员个人发生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消费者支付的饭钱中已经包含了服务员的薪酬，不应该“二次埋单”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随着发红包的兴起，北京越来越多的餐馆引入了“打赏”机制，如果对服务员感觉满意，顾客可以现场扫二维码支付“赏钱”。这其实是一种“小费机制”。对于小费制度的引进，许多没有给小费习惯的消费者表示反感，中烹协的态度是乐观其成，消协人士则不太认同。

其实，从根本上说，“小费”游离于目前中国的法律和消费习惯之外。按《价格法》规定，饭店经营必须明码实价，不能在公示的价格之外另外收取费用，而小费正是由履行职务的服务员收取的费用。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所支付的饭钱本身就包含服务人员的报酬，不应该另外再“巧立名目”。

当然有人会辩解说，给小费是消费者的“自愿行为”，法律不应该干涉；小费是消费者对于消费服务质量的认同，通过扫码等电子支付方式，对服务者给予直接奖励，体现了劳动者的价值。

这种“自愿说”的前提存在问题。本来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就在专业知识、财力上不平等，所以才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供倾向性的保护，以扭转消费者的不利局面。在店方强势的现实之下，一旦小费制度在中国生根，很可能发生“异化”，从原本的对额外高质服务的激励，变成服务员主动要求打赏，甚至不给打赏就甩脸色、不提供正常的服务。

其实，小费制度哪怕在美国，也并非没有争议。小费最早是美国的富有人群，从英国上层学来的风俗。但是早在1897年，美国就曾有一场反对小费的运动，反小费组织认为，小费是“最恶劣的陋习”。1915年，包括威斯康辛、伊利诺伊、爱荷华、内布拉斯加等六个州的立法机构尝试通过立法禁止小费，但最终未能成功。从现代研究来看，小费制度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平，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更容易得到小费；与此同时，小费也会增加性骚扰的风险。另一个方面，服务人员过多地依赖于小费，不利于构建良性的劳工关系。

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有人主张在旅游行业实施“导游小费制”。从现实看，“导游小费制”没有带来高质高价的服务；相反，因为导游缺乏正常的薪资保障，反而容易异化为“低价报团，高价回扣”的灰色经营模式。

对缺乏小费文化传统的中国市场来说，“小费”引进应缓行。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消费习惯来说，消费者是在和饭店打交道，而不是和服务员个人发生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消费者支付的饭钱中已经包含了服务员的薪酬，不应该“二次埋单”。特别是在店方一方独大的博弈局面之下，一旦引进小费制度，完全可能从主动打赏，变成“主动求赏”的被迫消费，这个口子不能开。（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