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年平均增速为8.6%，明显高于美国1.6%的增速。这反映出我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较大。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报告称，2015年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只有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与美国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劳动生产率，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国的7.4%。此消息一公布，就引来社会关注。

在这里，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系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不能是具体的，不是指设备、技巧更高的劳动、更肥沃的土地增加的投入量，而是指一种抽象的、非具体化的技术进步。

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更简单地说，给定1万吨各种矿石，1万吨原油，1000个人，古人只能制作出粗糙的铁器，而现代人却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利用这些原料，先建工厂，再制作出汽车、枪炮等等。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联想起各种穿越小说。的确如此，穿越小说中，从现代回到古代的主人公，所带去的一切提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对于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7.4%的问题。首先，差距是客观而巨大的，正如中美两国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全部要素的生产率（TFP）无法从总产量中直接计算出来，故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所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在近20年内，与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是最快的。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明显高于美国1.6%的增速。这反映出我国经济较有活力，未来增长潜力较大。不过，有潜力，不等于潜力能实现。要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还需要在多个方面持续改革。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体制优化、规模效应、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未来，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劳动力数量减少，人口红利不再，与此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只有用科学技术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才能弥补这一优势的消失。

对此，国家的政策也在改变，比如，把研发投入计入对地方官员考核影响最大的GDP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可抵扣所得税等政策，目的都在于刺激技术进步。不过，研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短期刺激，更需要长期的可预期的保障，比如，需要知识产权保护，乃至更严格的产权保护。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就已经包含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二个途径之中。

在著名的穿越小说《寻秦记》中，男主人公项少龙从现代带去古代的，不仅是技能，而且有很多先进的理念。比如，他所说的，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反复在小说中出现过很多次。在当下，这种理念已经成为常识，所以，提出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而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说到底，是更好的，更利于生产发展的制度保障。

生产与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到生活中却又有鲜活的例子，比如，某种意义上，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就是一系列规模、组织生产方式的差别，对应着不同的生产率。所以，一个国家城市的大小与规模就是一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因素。

在Au和Henderson的研究《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中国的城市是否过小？》）的论文中提出，中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城市规模间存在一条倒U形曲线，即每个城市按照其禀赋，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以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计算，中国有51%到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其结果是损失了平均产出的17%。有四分之一的城市损失了25%到70%的平均产出。具体来说，如控制人口，把在城市中生活了多年的人赶回农村之后，他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技能、甚至作为一种生产资源安排的人脉，都无法发挥很好的效用。对于个人来说，这体现为不好找工作；收入降低，对于国家而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损失。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