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幸福观历经自一元向多元、自传统向现代、自整体向个体的深刻转变之后，展现出中国现有幸福观、西方幸福观、传统幸福观之间的碰撞、交汇、融入、分割，同样也彰显出科学幸福观和落后幸福观之间的生存与颠覆、新老交替等特质。作为社会历史变革在国民幸福观中的必然反应，我国国民幸福观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受到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多项因素的制约。此种必然性也是现阶段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思政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依据。

我国国民幸福观的历史变迁脉络

以政治约束为核心的幸福观。幸福观的改变多以社会存在的动态变革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统筹社会资源的制约下，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趋势，导致此阶段国人的幸福观从以道德约束为核心，向以政治约束为核心的方向发展。

多元化萌芽发展的务实幸福观。以改革开放作为起点，20世纪末作为分界点，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集体幸福感依然存在极大的惯性，但是重视现实中个人物质生活变化，尝试从物质财富和政治生活中寻求满足感的行为开始增多，这为后期幸福观从单一化向复杂化、从迷茫化向混乱化的转型提供了前提。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春天，以劳动来完整地诠释幸福观显然是不够成熟的。在金钱、美色、权力等的诱导下，国民释放着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心态从对政治的狂热日渐趋于客观冷静，这也为务实幸福观奠定了见识的基础。

多元碰撞中实现的幸福观。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国民幸福观得以调整和多元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无数中国人燃起追求幸福的热情。受到社会各个层面变革的影响，国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发展的趋势，基本表现为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老年人价值观和青年人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和主导价值观、物质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并存的发展趋势，导致多元价值观和一元价值观在长期并存的同时，形成张力关系。

转型期国民幸福观存在的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增大带来的幸福标准畸形。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大量散布不利于我国健康发展的恶意信息，很容易影响到缺乏是非观或者政治敏感度不足的民众，劳动正向性引导作用及对幸福的给予能力被弱化。在社会监督和网络监管不足的前提下，其负面影响由线上向线下蔓延，幸福观领域由此遭到污染。据CCTV针对中国经济生活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家庭收入能否主导幸福以年收入20万元人民币为门槛，而美国却是以7.5万美元为门槛。在收入高的家庭中，民众的幸福感同样存在两个极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与多种幸福观念相互碰撞和冲突并行，部分人对物质财富的趋之若鹜，使社会心态偏向拜金主义，也使国人眼花缭乱，甚至陷入错误的幸福观中。与改革开放之前国人对物质淡漠而对精神领域狂热不同，现代社会中国人已经走入另外一个极端，比如不讲天理只顾人欲，不考虑法律和道德约束，使幸福观在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下日渐畸形化。

二是多种心态刺激下幸福观的多元异化。很多人将获取物质和金钱视为通向幸福的唯一正确路径，认为消费层次和消费数量的提升就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此种虚假的幸福观念不仅在高收入群体中存在，在低收入群体中同样因虚荣和盲目攀比，导致需求和幸福观的异化。除幸福观被异化成物质和消费观念外，以权力为追求目标、一切行为听从权力指挥的幸福观念也正逐渐成为幸福观误区的主流。“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青少年群体中渗透力度不断强化，家长为保障孩子获得荣誉和奖项，不惜造假或耗费重金，此类追求权力的欲望和行为，同样使得精神生活荒芜化，心灵和权力失和，价值观和信仰逐步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