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跃在宋庄的黑车司机。在他的艺术家朋友们中，有些人已经声名显赫，也有些仍然在为艺术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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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4日下午，老金开着他的银色夏利车穿入写着“中国。宋庄”的大牌楼。这辆车是他八年前买的，买车之前，老金是个出租车司机，买车之后，老金成了一个黑车司机。穿过大牌楼，老金没有减速，夏利一直开到宋庄小堡文化广场的喷泉边，停下。老金从车里钻出来，点上一支烟。这里是中国北京，宋庄艺术创意园区的中心。路边几个趴活儿的黑车司机嬉笑着对老金的夏利车指指点点，老金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他靠在车门上，悠然地吐着烟圈。

老金五十来岁，宋庄农民。他的夏利是宋庄最有名的黑车。“中国当代艺术名家手迹”——这是老金自己写在前杠上的。此外，这辆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后保险杠到车顶，处处布满了字，全是“中国当代艺术名家手迹”：栗宪庭、刘炜、岳敏君、方力钧、王兵、周春芽……有签名有献词，还有插画。“我给镀过膜，”老金说，“下雨也不怕。”

2005年之前，老金说他“也喜爱艺术”，但不知道宋庄艺术村是干嘛的，就知道宋庄住着艺术家。“那会儿觉得艺术家都很奇怪，就是一群神经病”，他说。跟宋庄的其他村民一样，当初老金看不惯艺术家的打扮做派，觉得他们啥也不干，成天喝酒闹事，还喜欢搞男女关系，“跟走马灯似的，说是夫妻也不是夫妻，说不是夫妻又是夫妻”。有一次老金半夜回家，一对儿艺术家抱在一起在马路中间坐着，差点被他撞上——“吓死我了！”后来老金当了黑车司机，专门拉艺术家。他热情多话，又不计较钱，职业道德极佳，白天黑夜随叫随到，艺术家都喜欢用他的车，他也喜欢上了艺术家：“ 之前是觉得他们奇怪，但开出租我习惯了一惊一乍，接触他们之后发现，原来如此，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全是比较实在的人。后来我看艺术家们舍家抛业地来了宋庄，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为宋庄艺术做贡献，挺辛苦。我买车之后，就开始策划这档事，我得给他们留下名字。”

宋庄的艺术家都知道，在老金的车上签名有条件。“我那标准是这样，这个艺术家来到宋庄以后，必须得做到人品好、画品、艺术品好，别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那不扎实。喝大酒的我不让他签名。有人老早来了，我就不让他签，为什么，你这人喝大酒，老是找茬打架，本来村民对你们的印象就不好，我就不让签，后来他们说，老金我这酒忌了，我说忌了那你名写上吧……好几个艺术家是这样的。”

开了八年黑车，老金的夏利几乎被写满了——车前盖换过两次，换下来的挂在老金院子里。除此之外，他家里还有几百幅字画，大部分是艺术家送给他的，以“大道无形”和“难得糊涂”的书法居多，也有他自己讨来的。其中一张名为“雪”的油画来自画家韩涛。去年，老金半夜送韩涛的爸爸去机场被警察扣了车，黑车罚款1万元，老金找韩涛要，韩涛没钱，给了他一幅画。说起此事，老金悻悻然：“根本卖不出去！这画，谁给我1万，马上拿走。”

2012 年，老金决定不开黑车了。部分因为他的车没去年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老金要改行。他把自家的房子收拾出来，成立了“老金文博馆”： “我要做中国当代不花钱的收藏大展，我真有这计划。这些名人送我的画我轻易不展，人家白送我的，我要卖上好价钱，怎么也得拿出去一点钱帮助人——我这心跟别人的心不一样，我就是这样想的。”老金信佛，脖子和两个手腕都挂着巨大的佛珠。今年他还开始画画，画观音，画达摩，也画裸体女人。他随身带着速写本，记录着不停涌现的灵感。“看人看世界，看不明白就要不停地看”，他在本上这么写。老金文博馆里，他自己的画和艺术家们的画挂在一起， “这都是我的早期作品”，他说，“今年年初画的”。画作右上角的印章也是老金自己刻的，三个棱角分明的红字：金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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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庄大牌楼一头扎向北，就会撞上宋庄的地标——宋庄环岛雕塑。“该雕塑高20米，底座直径15米，类尖塔型，分别由金、银、铜、铁、锡、砖、沙，七部分组成”，2009 年的新闻里这样写， “整体带有宋庄艺术家群落积极向上的寓意”。宋庄为这个雕塑举办过一次征名大奖赛，奖品是“艺术衍生品《宋庄之窗》一套”。它最终被命名为“争鸣”。牌楼到雕塑之间的大街就是宋庄的主干道，道路两边分布着各种画廊、美术馆和饭馆，看上去严整漂亮，完全没有农村的面貌。目前，宋庄有农民不到两千人，在此定居的艺术家共五千多，政府将宋庄作为“文化产业园区”来经营已有十年。如果一个十年前的宋庄农民陡然穿越到今日，一定会为这个村庄的改变目瞪口呆，但老金和当地的农民已陪宋庄一起度过了这十年。今日在老金的心目中，宋庄的地图很分明： “马路以东艺术商人和不出名的艺术家多，马路以西全是出了名的职业艺术家，像老栗（栗宪庭）和伊灵他们全在马路以西。”

能不预约就直接摸上栗宪庭的门去闲聊的人应该不多，老金是其中最不拘束的一个。栗宪庭的院子很大，院中满种黄花，墙上贴着“春色满园”。宽阔的客厅里挂的画则像是从中国现代美术画册中直接摘下来的。老金和栗宪庭并排坐着，老金说：“我早知道栗老师名望很大，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刘炜这些大腕全是栗老师培养出来的，我就说这人肯定了不起。”栗宪庭说那些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市场。老金振振有词地反驳，市场是跟你没有关系，但你要不是写评论，他们能卖那么贵吗？栗宪庭说，我写了无数评论，推出过好多艺术家，但是成功的只是少数。老金便说，到现在没有人再能推出来，证明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就这么简单。栗宪庭拿出一支烟，套上烟嘴点燃，偏着头看着老金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老金也掏出烟点上，说： “这事谁也抹煞不了。”

栗宪庭在宋庄住了将近二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圆明园的艺术家开始转移到宋庄，他也来了。“圆明园是宣言，这个地方是实验”，栗宪庭说。当初他就是想安静下来，从原来现场批评的角度换到另一种角色去生活。到2000年初，宋庄的艺术家渐渐多了，党委书记崔大柏找到他，说这边有一块荒地，栗老师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做个文化公园，栗宪庭告诉他，做文化公园不如利用资源做一些事情。他就手画了张草图，这张图后来就成了老金心目中的“马路以西”——由栗宪庭规划、艺术家设计建造的艺术工作室建筑群落。

2005年，宋庄举办了第一届艺术节。当时栗宪庭在大同，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平价市场，探讨当代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到了2008年，栗宪庭说：“这个地方开始紧张起来，包括我的电影项目不断被审查、被关闭，原来作为美术馆的一个分支机构也被赶了出去……里边故事很多了。”2012年9月，宋庄举办“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展览”，国家画院的院长来了宋庄，找栗宪庭陪他吃饭，在饭桌上，领导们说“要把国家画院的大旗插在宋庄”——“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栗宪庭说，”我们努力这么多年，是在为政府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这么多流落在社会上的艺术家没有人管，这个艺术区在是不断完善它的生态，让这些艺术家活下来。结果国家画院这些有饭吃又还挣着外快的人要把大旗插在这儿，这个问题又还是存在了。”

栗宪庭本不想再去博览会，后来还是去讲了个话，“我没有稿子，就上去讲了三个关系，第一个是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宋庄迅速盖得到处都是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但是管理者依然是农民；第二个是当代艺术和其他种类艺术的关系，一些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传统艺术家来了以后，真正热爱艺术的人还是没有饭吃；第三个是艺术节和日常创作生态的关系，艺术节时来几百万人，艺术节一完冷冷清清……”他说，没有人听。栗宪庭在台上发言，台下有个画家画了他的速写，几天后送给他——“他把我画成像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栗宪庭说，他不会搬走，他就要真做一个民间宋庄。

博览会开幕几天后，两个艺术家被警察抓了起来。网上很多人说，在宋庄的栗宪庭，请帮帮这些艺术家，别装不知道。老金跟栗宪庭说：“这个，栗老师，你还真帮不了。”栗宪庭说： “这反映了艺术家的心理，就是觉得这个事我说了能算。其实我也确实是一直在联系我认识的领导，如果能起到作用就起到，如果起不到作用，”他拍拍老金的肩膀， “那我确实也起不了作用。我又不是领导，我现在连医保都没有，还不如你。”

3

国家画院的大旗最终插在了宋庄的“上上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成立于2009 年，是私营性质。上上美术馆的经理刘清洋说：“来到宋庄，就是想在这个模式下为艺术家真正做一些实事儿。”小道消息精通的老金很喜欢刘清洋，他说这个女人“学过经济学又懂艺术，聪明”。他还小声说，上上美术馆的馆长是山西人， “家里开煤矿，有的是钱”。除了国家画院的画作，上上美术馆也选了少量宋庄艺术家的作品一并展出，博览会期间，老金来给刘清洋做临时工守夜，“看着我们宋庄艺术家的作品别给人偷了”，每晚他能挣50块钱。

刘清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老金，说他是“宋庄农民中的一朵奇葩”。刘清洋40 岁上下，有种特殊的文雅。她在宋庄管理了5年美术馆。刘清洋跟老金认识也是用他的车。一开始，她对老金的印象不好，“他戴着一个大歪帽，老远一看就像黑社会的人，这么个司机我都不敢坐他的车”。后来她发现“老金不贪婪，给点钱就行，起早贪黑的，不管几点总是提前到。而且他很有激情，能和艺术家交流，大腕儿什么的都对他很好，也愿意送他作品，这一点任何一个农民都做不到，老金就能跟艺术家能谈到一起，特别神奇”。

前两年，有人找到刘清洋，想通过她买老金的车，出价十几万。老金不卖，“他说他想卖三十万”，刘清洋微笑着说。她很尊敬地称呼老金“金师傅”。坐在刘清洋管理的展厅里，老金对中国画院送来的画表示不屑：“一张都不想看，没法看，全一样，全是一个老师教的，手笔全一样。也不用看，全是一个意思，没有自己的思想。美在哪儿呢？就是一个农夫拄一个拐棍，过桥，还是古老的，一看就是仿人家的。”老金又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点了一根烟，年轻的工作人员笑着瞟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走到一边。老金用烟头指着墙上的画说：“好比就这一张画，你看，我告诉你，他画这个就是为钱——真的，你记住我这一句话，他就是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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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灵住在栗宪庭隔壁，同属于“马路以西”。原来他是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后来搬到了宋庄。2011 年的一个半夜，伊灵接到老金的电话——“老郭（伊灵本姓），你能不能从哪里买到枪？”

老金家旁边也住着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用9 年时间做了一辆巨大的仿古“艺术战车”，在宋庄艺术家自发组织的“偶发”艺术节上，这辆车很是引人瞩目。2011 年，宋庄政府在老金家门口修马路，修完马路又在马路边筑了一个高台子，正挡住沿路居民的大门。“那高台子老太太都爬不上去，盖它干嘛？这安的什么心？坏，心术不正”，老金说，“就是要堵着门，不让艺术战车开出来”。老金认为村干部“不支持艺术家”——“建那个高台子得多少钱？老百姓人人都骂，艺术家也骂。造完了那个钱就贪污了、腐败了，他们家分了，吃了、喝了、玩了，大队干部都有问题。”他跑到大队去反应，说他们违法施工，第二天晚上，老金被几个流氓打折了腿。警察告诉他这案子破不了，老金气急了，就给伊灵打电话。

“他真以为我是黑社会老大”，伊灵说，“把我吓得。我告诉他，我就算买得到枪也不卖给你。你倒是亡命之徒，我怎么办？我还有孩子呢”。刚认识老金时，伊灵觉得这个人太罗嗦，后来就发现他挺有意思。“他开车开了好几年，帮画家服务，按道理这么做下来应该能换一辆车，但他的签名车都报废了。所以他没有挣到什么钱，这个是事实”。伊灵说，不仅他的车，老金本身就是个艺术作品，“ 他走出了他的非凡的路子，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老金为艺术家愤愤不平，认为政府对他们是“卸磨杀驴”，宋庄因为艺术家发展了起来，但现在却不支持他们。伊灵说： “中国可能确实没有第二个宋庄，因为它是这样由一个自然村慢慢形成的。通过这十多年来不断的沟通磨合，地方政府也做了非常大的工作，村民也得到了实惠……但之后政府肯定要接管这个地方，用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可能再让草根性的东西太多。艺术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像装修工，把房子装修完了就得走。我比较宿命，也比较悲观，到哪里都是一样，不单单在中国，艺术家永远要找那些比较乱七八糟的、破破烂烂的地方去生活。我们就是喜欢那种烂生活。”

伊灵说，如果他能发现比宋庄更有意思的地方，他还是想去的。老金说：“不可能！看看这房子，都是我大哥你自己花钱投资的。”伊灵的二层小楼看上去非常坚固，据他妻子说， “是2008年地震后设计的，经得起8级地震”。他家的两只纯种导盲犬刚刚生产，八只小狗在院子里爬来爬去，院子里的花架上绿叶青青。

马路对面，属于“马路以东”的画家何学升目前正在为房子挣扎。

1994 年，何学升从陕西来到北京，卖出了第一幅画，人民币300块。那时候他住在圆明园。1995年10月份，圆明园不能住了，他与其他三十多个画家一起来了宋庄。“那时候我是穷画家，穷画家跟着富的走，不能掉队。单枪匹马到别处去了，蹭饭都没有地方蹭”。

刚到宋庄，他觉得是穷山恶水，“一个农民坐那儿晒太阳，戴的帽子还是民国式样的”。何学升当时带过来一万多块钱，花7500买了一片地，一亩多，带一个长条院，然后自己一点点修，就住了下来。那房子没有产权，就是从农民手里买的，买的是永久使用权，不拆迁的话，这个房子可以住一辈子。但他还是担心，来了北京一直穷，害怕没地方住，从被圆明园赶跑后更害怕，来了宋庄又害怕拆迁。2007年，宋庄划出一片地专门批给画家，就是现在的“艺术东区”，承诺不拆迁，50年产权不变。正巧那两年何学升的画在台湾和美国都有代理，卖得不错，他咬牙花25万买了“马路以东”的一片地，然后折腾修房。

结果，经济危机爆发。2008年奥运会后，画廊的人不来了，直到现在，何学升基本上卖不出什么画。他把老房子租了出去，靠一年一万的房租勉强生活。“艺术家是另外一个物种。我觉得也吃点苦也对。”现在，何学升家的卫生间还没钱修起来。他每天画很少一点画，大多数时间做凳子、桌子给家里人用。“卖画的压力可以稍微往后放一下。画布，材料这些投入都很贵，穷画家不好生存，现在慢慢在过度”。来了北京几十年，何学升笔下仍是他家乡的黄土坡和窑洞。老金说：“土老帽，全是一个脸一个模样，你得创新！你得改进！”何学升嗤之以鼻。老金还告诉他，上上美术馆的刘清洋看到他的画，说老金你画出这样的画，可了不得，没想到你有这么大变化。“那刘清洋非要买我的画，我没法跟她要钱，只能送她。”何学升还是嗤之以鼻。老金便坏笑：“是不是这次艺术节没让你参加，你嫉妒了？”

何学升说他从来不参加艺术节。“因为我不喜欢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么紧张，这么慌，谁能沉下心来去画画？上网一查，中国宋庄如何如何，这就是给艺术家带来误区，好像来了就能成功，现在就是炒作这种幻想。画画就是靠自己，艺术上成功不成功那是命运的安排，商业上肯定都是无情的残酷的”。老金便说，说来说去说了半天，你是画画又怕人家宣传。老金要何学升送他一张画挂在老金文博馆，何学升不肯，说“你以后带来买画的商人我给你抽成，百分之二十——说好了，你别要三十”。老金说何学升不思进取，何学升说，你是北京人，我们是外地人，北京人站着说话腰不疼，你家的院子一拆迁，分5套单元楼，一套是200万，分5套就1000万，你当然不发愁。

何学升还说，自己现在就是修房子，“你老金还是把车开好，咱们都方便一点——画家太多了，你不用画了。”—— “什么叫社会竞争，你画得比我牛逼不就完了？”老金坐在何学升做的板凳上，扒开一支香蕉，信誓旦旦地说：“ 我跟你说，你还别不努力，小心我把你给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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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夫和何学升童年出生，今年都是50岁。但他头发花白，看上去比何学升老十岁不止。雨夫现在租住着何学升的老房子——在辛店，一个离宋庄马路更远、更深入农村的地方。大多数底层的艺术家都在这里与农民混居。

雨夫说，宋庄是个伟大的地方。来宋庄之前，雨夫是人民教师，呆过宁夏师范大学、鲁东大学和山东艺术学校。七年前他辞去公职，直接来了宋庄。“寻梦来了”，他说， “人不是需要一种自由吗？我觉得自由是一个特别美的词。”

除了满室的书籍和画布，雨夫住的小院完全没有艺术气息。走出院门是黄土小道，道边晾着金黄的玉米，再走进院门，就能听到隔壁的狗叫。雨夫每天除了阅读和画画，就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他说，没有人买他的画。“没收入就生活标准放低，吃馒头，大白菜”。雨夫的画很独特，用最现代的色彩和笔法去表现最古老的中国传统山水。他把画整齐地铺在桌上，用油纸盖着。老金一张张揭起来看，看一张夸一张，但雨夫怎么说都不肯送给他——“都是成系列的，没法挑哪张给你”。老金又说，你这人画得太小，完全看不清，不行。雨夫告诉他：”丈山尺马寸人，你不懂——别在我画室里抽烟！”

对于卖画这事，雨夫看得淡。“反正大家的画都不好卖，一起玩就对了。艺术没有高低，有爱好，有热心，内心的骚动把它释放出去，就行了。我原来也过着小康的生活，我就愿意过来，来宋庄过点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弄个大别墅，最后死了还能带走吗？但是给人类文化留下一点什么的时候，概念又不一样。”他还说，就像那个环岛“争鸣”雕塑，底下是一堆土，再往上是一堆砖，再上面一层铁，然后一层铜，又是一层银，最顶头是黄金，“ 那个雕塑已经把宋庄的艺术全部说透了，我是一个草根，我就是土，跟最上面的金子没有可比性……最上面的那些人现在已经都是黄金了，但黄金是从哪里出来的？一层黄金就能代表一个宋庄，代表中国文化吗？黄金能自己在上面漂着吗？”“我也想当黄金，但我是实实在在从土里长出来的，那太难了”，雨夫指指老金，“我很好，老金也很好，大串串，小串串地戴着，小烟叶抽着，皮鞋穿着——大家都很好。我没有怨气。”

四毛的画室其实离雨夫很近，但他们互相不认识。四毛也属于最早来到宋庄的一批底层艺术家。用老金的话说，“原来画画，后来搞行为，这几年比较低调”。四毛的名字签在老金的副驾驶座位下方，确实很低调。几年前，四毛特地回圆明园艺术村怀了一次旧，“结果一点亲切感都没有。其实房子都没有变，就是人变了，原来一条小街上都是长发飘飘，桀骜不驯的那种人，虽然穷的什么似的，但是都鼻孔朝天。现在全成了卖菜的和拉煤的，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子了。”

以前在圆明园的归属感，刚到宋庄的时候四毛曾经有过。那是1995年到2005年间，宋庄的艺术家很少，谁来了谁走了都很明显，村子里就住着两三户，没有选择，就是那么几个人天天耗在一块儿，人又特别孤独，喝顿酒是很高兴的事，一旦来了一个人就是新朋友。“那会儿还有三个小卖部给了我一个特权，就是半夜几点钟去砸门买酒都可以。”

后来，来宋庄的人越来越多，人和人之间也越来越生疏。有些艺术家卖出了高价，搬走了，更多的人从来没卖出过高价，也搬走了。四毛说：“我们最早只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但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宋庄没有特点，就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农村是它的地理位置，但发展是按照城市的模式。如果说圆明园是理想化的，到宋庄之后是慢慢具体起来，艺术家跟政府也开始合作。”

2005年，宋庄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大意是告诉艺术家，哪些画可以画，哪些画不允许画。为此四毛做了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叼着一块生肉在镇政府门口走来走去，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作品没给四毛带来好运也没带来噩运。他也没能在宋庄真正卖出过一张画。总体而言，四毛在这里的生活很平淡。2008 年，他和妻子在通县买了房子，但辛店的画室依然保留着。最早这个小院被房东以一万元的价格卖给过一个画家，后来又花23万买了回来，现在以一年1万5 的价格租给四毛。“房东就想要拆迁款，他想得很明白”，四毛说，“ 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迁”。不像当地农民，四毛对自己的命运不太关心。从辛店的画室回通县的家，四毛常坐老金的车。老金说，四毛有年做过一个行为作品， “是光脚丫子，他告诉我说这一冬天，他准备光脚丫子，我说，你这行为做的，人家都是光屁股，你光脚丫子，你省鞋了”。

老金认为行为艺术家“很正常”。“我理解”，他说，“还有背砖的，大砖头背街上扭多沉，你说你看不惯，那不成，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老金对四毛最深刻的印象是“羊肉烤得不错”。每年夏天，艺术家们在潮白河边聚会，野炊烤全羊吃，老金也常去参加。

6

宋伟不仅是宋庄的传奇，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传奇。

他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有钱人之一。据说八十年代，宋伟开着北京最早的连锁快餐店“华都”，老金吹牛说“每天进账的现金就有十万”。还据说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宋伟花10万元买了10件作品，当时是栗宪庭给他出的主意。他是最早收藏王广义、丁方、张培力作品的人。当年宋伟租了个库房放作品，也给艺术家们住。还据说，他走在大街上，看到艺术家穷困潦倒，便会掏出钱来给人家。那会儿宋伟有个外号叫“宋伟大”。

1991年，宋伟去了美国。后来的事情就变得非常模糊，据说他回国后，生意没了，婚姻也出了问题，天天酗酒。有个段子说，1997年，宋伟见到栗宪庭，问他，老栗你现在做展览还没有钱吗？我给你开个条子。拿过笔纸，写：“请给栗宪庭展览经费一个亿！宋伟。”那会儿大家都明白，宋伟的精神出了些问题。后来他便在宋庄流浪，宋庄知道他历史的人不多。

老金说，宋伟那绝对是艺术界的教父，中国当代第一收藏家。虽然谁也不知道当年他收藏的那些画现在到底在哪里。2001年夏天，老金要给自家客厅定做一幅油画，宽4米，高1米5，宋庄没有画家能应。那一阵宋伟天天在宋庄喝酒游荡，他晃悠着酒瓶说，我来。这张名为“宇宙”的油画现在还在老金家里挂着，老金说那是宋伟最佳作品。“将来我打算送到苏富比拍卖”，他说，“底价80万”。

宋伟的五官很肃穆，表情也肃穆，他经常长时间地盯着一个地方不动。他说话非常缓慢，也很少笑。宋伟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又住过一阵敬老院。今年夏天他再次出现在宋庄，就在老金家的后院住了下来。有个艺术机构定期给他一笔补助，他每月交给老金600块钱房租，老金不收他的水电费，还帮他洗衣服，看着他，不让他喝酒。有时候他喝多了会脱光衣服在大街上乱跑。宋伟现在画水墨画，几道简单的线条，非山非水，有时候画鱼，也有时候直接在宣纸上写：“悲怆”。每天宋伟画一大摞画，都堆在地上。宋庄认识宋伟的艺术家常来探望他，一有人来，老金就拿他的画送人，还拉着人家自己挑，每人至少送三张，挑好了，当场盖印章。宋伟就在一边看着，什么话也不说。老金自己的画也送人，不要不行，一定得要。他说“我现在都画画，我必须得画，宋伟天天画，我不学天天看着也得学”。宋伟看着别处说：“他是大师，他教我画画，他是大师。”

老金说宋伟的画好。他还说刘炜的画也好， “就在这几个大腕儿里头，要说画好，有基底、有成就的还得是刘炜，因为人家从来就是自己画，没有代理那一说，刘炜的画更得值钱”。老金没有刘炜的画，有一幅字。岳敏君和方励之的画老金都没有，他说他有幅诗人芒克的，“ 现在可值十多万”。老金判断画好，就说“一般人仿不出来”，他说他的画有他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我画的比传统又改进了，我有我的想法，我说好不行，得让人家慢慢评去。我觉得我还有创新，因为我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随时随地起笔就可以画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随意，我特随意，这是我一大特点”。老金用一个星期画了一副裸女披纱图，用色构图都很大胆。他说：“这绝对是我的原创，你随便仿，仿不出来。我再画也画不出来了，那种感觉我知道，有些画我自己能找着感觉，有些画根本感觉就找不着，画完这次，再想找这种，回这味，可不好回着呢，特难。”这幅画是老金迄今为止最得意的作品，他说，谁买我也舍不得，“至少得一万才能拿走”。

7

这几天老金又把“老金文博馆”里的画全收起来了。原因是，文博馆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那天我正展画呢，两人提了包进来，说要租这个房，一年给我5万，我说别急别急，你给不起，我一年收你2万5，你保证每个月给我钱就行”，老金说，那俩人自称艺术家，说现在没钱，做项目有钱了就付房租。两人口才挺好，把老金说晕了——“出门一打听，我认识的朋友都说不靠谱，让我千万不要租给他们”。老金考察了几天，觉得俩人确实不象艺术家。“他说他画虾，我觉得那虾画得真不是那么回事”。两个人每天什么也不干，两班倒着出门转悠，怕老金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真搞艺术也行，没看见他们搞”，老金说，“冒艺术家的名义跟这儿混，就跟那些艺术商人似的，惦着捞一把就跑，哼！”这两个人赖住在老金的文博馆里不走，老金连夜把画收起来了，怕他们偷。

2012年10月6日，老金还在发愁，俩人在他家住了十多天还没有走的意思。艺术品产业博览会闭幕，老金值完夜班从上上美术馆出来，开着他的夏利回家去。这辆车白天停在美术馆外的停车场上，也算一件展品，跑来拍照的人挺多。一看到自家大门，老金马上急了——“这他妈是怎么回事！”俩艺术家在老金家大门旁边挂了个牌子，上书： “宋庄艺术家联合会”。“你有这么大能耐吗？栗宪庭也不支持你，伊灵也不支持你，不承认你是艺术家，要承认你是艺术家也行，别在这儿寒碜人了”，老金把俩人揪了出来，“你们——给我把牌子挂那边去！”他指指宋伟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