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不正成腐败一大诱因

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月6日上午在京开幕。

这一消息迅速引起各方关注，大家想知道，2017年反腐将怎么干？

不过，在确定怎么干之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对此，《反腐倡廉蓝皮书》给出了些许答案：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依然存在。《反腐倡廉蓝皮书》显示，在反腐败力度加大之后，庸政懒政怠政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较为突出。

对此，《反腐倡廉蓝皮书》举例说明，一些党员干部不愿意沉下心、下功夫结合实际理解消化和创造运用中央的政策方针，不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工作做得不实、不细、不深，浅尝辄止。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将市场交换原则用于党内生活，过于看重个人得失和利益，没有好处不干事，甚至拿了好处也不干事。有的受不了委屈，只要改革触动到自己的利益，就产生强烈的不适反应。

“中央落实八项规定精神，规范津补贴，不准吃拿卡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甚至参加吃请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一些党员干部不习惯和不适应，抵触情绪较大。”《反腐倡廉蓝皮书》对其中一些现象一语中的，比如有的地方党员干部缺乏在新制度、新要求、新环境下开展工作的能力，“没有补助就不下乡”“没有加班费就不加班”，不主动克服困难做好工作，而是将为群众工作作为向组织讲条件、谋取部分人利益的筹码。

此外，《反腐倡廉蓝皮书》将家教家风不严定为干部腐败的重要诱因。

不可否认，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犯罪人员中，“贪腐父子兵”“卖官夫妻店”“一家子腐败”等家族式腐败现象比较突出。

1月4日下午，中央纪委官微发布消息称，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被“双开”。有媒体挖出黄兴国和自家兄弟在仕途和商场上互为犄角的暗影；周永康之子周滨，“以父之名”打造了涉及房地产、石油、水利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巨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录里披露：“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对此，《反腐倡廉蓝皮书》分析说，领导干部的家庭应该成为社会的标杆，但有的领导干部鼓励孩子当大官赚大钱出大名，将子女引向名利场；有的公私不分，将公家东西拿回家任由家人使用，甚至让家人分享其权力，在教育、就业、经商等多方面特殊优惠和关照；有的不要求家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低调简约，而是任其大肆挥霍、铺张浪费、张扬跋扈、狂妄自大、傲慢无礼、缺乏基本素养。有的溺爱子女，“护犊子”，为子女谋位子、找票子、要房子、拉关系、走后门、傍大款，搞权力寻租，把家庭经营成了“权钱交易所”。子女违法乱纪，有的干部利用权力打招呼、找关系，干预和妨碍司法部门秉公办案。

“领导干部对子女亲属的管理有时难以靠‘硬制度’,这就要通过家规、家诫等，用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进行约束。”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这种对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及身边人的精神约束，落脚点其实也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手中权力运行的规范。

整治“潜规则”净化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要“立‘明规矩’、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2016年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法规制度建设，努力使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各个方面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尽可能地减少制度空白和模糊地带，不断挤压“潜规则”存在的空间，逐步改善政治生态。

对此，《反腐倡廉蓝皮书》的评价是——以有效的制度供给打破官场“潜规则”。而其中的做法主要是，从细节着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以及集中治理饭局问题等：

2016年作为“换届年”，干部交流选任相对集中，各地区各部门加强了对换届工作的监督。中央组织部明令提出“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严禁拉帮结派、严禁拉票贿选、严禁买官卖官等诸多内容；

2016年8月，中组部制定下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了深化日常了解、注重分析研判、加强动议审查、强化任前把关、严格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设计，为做好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政商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用“亲”“清”二字定位新型政商关系，明确了新时期政商相处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广东、浙江、河南等地专门出台更为具体的制度规范，列出了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回答了政商交往中“能做什么”。

而上述种种不正常关系的确立，都有一个载体，那便是饭局。

对此，根据中央部署，各地在建章立制的探索中，领导干部参加饭局的“红线”愈加清晰。

针对“酒桌办公”问题，安徽省部署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治理“不请客吃饭不办事、请客吃饭乱办事”“通过‘酒桌办公’要资金、跑项目、争考核名次或谋取不当利益”“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开展调研、培训、召开会议等公务活动中接受公款宴请”“向下级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转嫁招待费用”“同城部门、上下级之间相互公款宴请”等问题；

浙江、黑龙江、吉林、江苏、湖南等多个省份已出台公务接待“禁酒令”，午餐、晚餐一律禁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因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需饮酒的，必须报本级纪委(纪检组)审核批准。有的地方纪委还列出了其他一些不能去的饭局，如，上下级之间搞互相吃请、接受基层单位吃请、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接受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等。

此外，不少地方还加大了对公职人员“八小时之外”饭局问题的监管。为规范领导干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问题，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出台了具体的操作办法，除限定桌数人数外，有的地方还限定宾客身份，要求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甚至“同事”等。一些地区还形成了“报告—公示—曝光”机制，在摆酒席前必须事先报告，并公示准备办多少桌、准备请哪些人，纪委可采取明察暗访或接受举报的方式，对违规违纪问题及时曝光，并对违禁人员给予相应处罚。

完善反腐败立法锁住权力

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腐败和不正之风在一些领域仍存在“压而未倒”的现象。

对于这样的现象，《反腐倡廉蓝皮书》是这样形容的：压力刚刚传到基层，腐败增量减少，存量却较多，“为官不为”现象凸显。

“据我观察，过去几年我们在打‘大老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央也高度重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基层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基层党组织涣散，学习、开会走过场、走样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另一个原因是对基层党组织监督不力，比如说对人情世故、亲情等各种环境因素的监督形同虚设，特别是县和县以下的单位和机构。我个人一直认为，基层组织和群众直接联系，他们的作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度以及服务质量等，直接影响到党和群众的关系。因此，基层反腐是未来中国反腐的重点，需要每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每一个权力执行者真正用好手中的权力。

对此，《反腐倡廉蓝皮书》也给出了相似看法，并指出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不能腐”和“不想腐”机制的建立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的努力方向。

在竹立家看来，2016年最大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发布的文件和条例把“不能腐”当成了重要的法规，“下一步我们要将党内法规制度化，真正通过纪律、法规制度约束取得成效”。

要真正实现“不能腐”和“不想腐”，《反腐倡廉蓝皮书》提出需要通过激励和保障机制来营造“不需腐”的氛围来支撑，“不需腐”同样是实现“不能腐”和“不想腐”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解决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职人员的物质待遇问题，要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更多减免税等政策扶持，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地区收入差距。要规范清理津补贴，解决公务人员以权力参与分配、牟取不当利益问题，同时打开“正门”，切实保障履职所需的工作条件、合理的收入待遇和应有的尊严，兑现公务员工资正常增长承诺，增加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

此外，《反腐倡廉蓝皮书》建议深化改革减少“能腐”的机会，“但更为重要的是，强化反腐立法推行法治反腐”。

《反腐倡廉蓝皮书》认为，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的指导下，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制度仍然显得不成体系，反腐败缺乏国家基本法律的支撑，宪法中关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规定尚无足够的法律体系保障实施。

“有必要形成以国家反腐败法为中心的廉政法律体系，对廉政建设指导思想和原则、廉政机构及其职权、廉政建设手段和措施、媒体监督、保障条件、国际合作等做出规定，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国家监察机构法’‘举报人政治保护法’‘信息公开法’等。”《反腐倡廉蓝皮书》建议，同时，完善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相关法律，加强对反腐败国际组织、国际公约、条约、司法协议的研究和宣传，提升中国反腐败国际话语权，增强追逃防逃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