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我国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来看，五大任务的完成进度与成效存在一定差异。以去杠杆为例，如何才能真正降低企业杠杆率且保持这一成果长期有效？围绕这一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提出多项建议。

2016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当中提到了几条降低杠杆率的途径。对此，杨凯生表示：“现在看来，似乎业界还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其中的债转股、核销债等话题上。要充分认识到，在当前不少企业债务高企、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一些还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一些包括债转股在内的措施，确实是必要的。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企业、特别是国企长期以来杠杆率、负债率高的根本原因，从而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有效措施。”

据杨凯生介绍，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有历史原因的。其中，既有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积累下的矛盾，也有我国投融资体制一直不尽合理所造成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同时，国家还对企业核定经常性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进行定额，定额内的资金也由财政拨付。只有一部分季节性、临时性、补充性的差额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杠杆率高、负债率高的情况一般不会存在。但由于这种模式是国家基本统包了企业的资金需要，企业使用国家拨付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或者流动资金，经营责任不能很好地落实，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在改革开放后，针对原有这种运行机制的弊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推出了几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也就是拨改贷，将企业基建、周转所需要的资金由政府财政拨款全部改为银行贷款；杨凯生表示，这些改革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增加企业的经营责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逐步将企业和银行打造成真正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应该说，这些改革取得了成果。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够完善，这些做法也使得国企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来源渠道变窄，尽管政策一直督促企业应建立自有资本金补充制度，也曾经规定有关项目的建设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但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往往让步于发展的需要，落实得并不够理想。因此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扩大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杠杆率、负债率也不断增大；二是银行贷款资本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杨凯生称。

当前，治理国企强调要以管资本为主，杨凯生对此表示，这是十分正确的方向，但如果认为管资本主要就是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实现资本保值增值，还是不够的，以管资本为主来管理国企还应包括一个内容，即国企出资人、监管人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企资产负债率的稳定。“去年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传递出几点需要我们重视的精神，一是强调建立完善国企出资人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二是规范和加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管理；三是建立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如果无法认真落实这些要求，那所谓的去杠杆的手段只能是一时见效，用不了多长时间，企业杠杆率还会回升。”

杨凯生由此建议，国企出资部门以及行使国有资本管理的部门，应对所管理的企业分行业、规模，确定其资产负债率的标准，而且应明确这个标准不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人的约束要求，也应成为对国有资本管理者的重要要求，“降低国企杠杆率应与国企改革、国有资本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降杠杆对国企改革有倒逼作用，应通过降杠杆收到一石几鸟的改革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