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河南省栾川县的倪先生说，与城市不同，农村十里八村都沾亲带故，红白喜事儿多的月份，不仅人人自危，更是铺张浪费严重。由于沉重的彩礼压力，即使家有百万还是会因“结婚返贫”。

倪先生告诉记者：“一个亲戚家手里有一百万存款，这在农村不得了，但他现在遇到难题。俩孩子都找对象，对方要求必须在县城有房，算下来一百万刚好够俩孩子买毛坯房，还不敢买太大。拾掇完后，一百万基本上花完，孩子结婚都没钱。”

在我国，彩礼之俗由来已久。结婚时，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的聘金、聘礼，一方面表明自己的诚意和决心，另一方面也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契约关系。而如今，这一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婚嫁风俗却越来越往一条畸形化之路上发展，攀比、铺张、炫富、浪费等诸多不良风气也接踵而至。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表示，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是社会风气问题，而且是影响农村社会总体稳定、阻碍农民彻底脱贫致富的重大问题。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始作俑者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另外，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让父母重新返贫，导致其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公共管理学专家丁兆林认为，现在把彩礼重新拿出来，说明经济价值又体现出来了，男女平等的理念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当钱财在婚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时，人的位置在下降。如果社会保障真正完善，彩礼不具有真正的价值，人们在婚姻中更看重象征意义的东西，比如婚戒等。

要想遏制部分农民“因婚致贫”“随礼返贫”，还需要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地转变思想意识，通过倡导新事新办、健康婚礼、文明婚礼，逐渐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提到，有的村庄由村委会下属或者村民自发成立了自治组织“红白理事会”，对规范农村彩礼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丛虎建议，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有的地方通过官方纪委纪检监察，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纪委针对公职人员和党员。但红白理事会关系的是所有村民，是民主选出的百姓认可的，可以对每家的红白事了解干预，农村有这些组织的，比没有的在彩礼方面要更规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