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当时心情如何？

王力军：我心里觉得有希望了，是不是可能会判我无罪。之前我都没想过能再审。

新京报：你判刑之前，日子过得怎样？

王力军：没这事以前，我自己有个农用车，自己做点买卖，收购玉米、蔬菜、哈密瓜啦，一年能有七八万块钱贴补家用。

2008年开始收购玉米，做了6年，家里条件改善了，供女儿读大学，供儿子去天津学美发，买了台4000块钱的电视机。父亲2014年得癌症，如果不收玉米，医院都去不成。

新京报：判了刑之后呢？

王力军：自从判了以后，我不能做买卖了，经济来源受到了挺大的损失。现在只能靠种地，家里40多亩地，如果收成好，一年挣三四万块钱，能解决基本的温饱。今年收成不好，种地几乎没挣到钱。还得付车的保险费和年检费，不管跑不跑这车，一年得交4000多块钱。

“不觉得我犯罪了”

新京报：当时怎样找到的律师？

王力军：开庭前，我去区法院，看到法院对面开了一家律师服务所，我就花了100元咨询。律师说非法经营罪可能要判3至5年，罚款非法获利的1至5倍。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了，就请个律师帮我辩护，总是比我会说，因为他懂法。

2016年4月5日开庭，15日拿到判决书，当时挺冤枉挺委屈的。请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就5个字：无意识犯罪。

新京报：为什么不上诉？

王力军：律师觉得结果挺好的，不用坐牢，我自己不懂法律问题，也这么想，缓刑能回家种地，人生还自由一些。

当时家里没有经济条件，这是一个原因；我也认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要是上诉就像是和政府打官司，我觉得打不赢。

新京报：打官司前后花了多少钱？

王力军：罚了2万块，交了6000元的非法所得，雇律师花了5000，经侦大队、检察院这些部门要我去接受调查，来回车费，加起来花了四五万。

新京报：缓刑期间，你要做什么事情？

王力军：每个星期要给镇司法所打一个电话，汇报最近这一个星期在做什么。每个月要去司法所报到一次。还要手写这一个月对法律的认识，学习了什么法律知识。

新京报：你会怎么写？

王力军：写对法律的认识，有什么感想。比如说，写因为自己不懂法，触犯了法律，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这些话，还感谢司法人员保住了我，给我在外服刑的机会，在家种地，赡养老人。每次写三四十个字。

新京报：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吗？

王力军：我心里还是不理解。司法所给我发了一本《社会服刑矫正人员学习手册》，按照学习手册来写我的认识，我没看。因为我不觉得我犯罪了。

新京报：你和身边其他收购玉米的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王力军：在巴彦淖尔市，还有上千人在收购玉米，都没事，没被判刑，因为大家心里都觉得这不违法。

我自己也是种玉米的，我们拖玉米去排队卖，这是好事情，给农民节省了很多体力劳动，农民们欢迎我们这样收玉米的。

我们挣的也就是辛苦钱，一直都是谋这样的营生，怎么就犯罪了呢？心里受委屈，但是没办法，忍着吧。

“心情总是不好，憋屈得不行”

新京报：判刑之后，街坊邻居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王力军：他们会说，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坏事，还判了刑。有的以前关系很好，因为这个事情不再理我。我也不愿找邻居说这事，我本来话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