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寻求使用代孕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位老板那样的“潇洒”。吕进峰说，“找我们的人中，99％都不具备生育能力，就想生一个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钱找人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吕进峰保守估计，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吕进峰说。

代孕行业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更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吕进峰手下的员工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

这就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吕进峰说。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董事长则表示，“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2015年初，《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对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骗的经历。一对结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经花了40多万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妈妈身体不适等多种理由索取额外费用。这对夫妻拒绝支付，对方以流产相威胁，最终真的给代孕母亲做了流产手术。事后，代孕机构又声称“胚胎本身有问题”，要求该夫妇向代妈赔偿17万元。也有客户耍赖反悔的情况。有的人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一单业务，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