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应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邀请，我在春夏之交分别在这两所欧洲名校完成了关于中国宋元和近现代绘画的系列讲座等授课工作，这些讲座的基础大多是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旨在给学生们研究中国艺术的论文思路多一些启发。为此，德方在事先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德语翻译早已做好了功课。

余辉（左七）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与学生合影

最令人感怀的是，经海德堡大学校长提名，本人作为海德堡大学当年的海因茨·格茨讲座人，在该校的讲座厅举办《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倦勤斋的历史和修复》两个讲座。记得讲座当时正逢世界杯足球赛德国队上场，由于是一年以前定下的计划，已无法改变时间。德国校园里有许多球迷，我担心讲座会冷场，没想到在开讲前10分钟，近百人的讲座厅已是座无虚席，有的听众是驱车1个多小时赶来参加。讲座虽然不到两小时，但结束后在咖啡厅的讨论持续到半夜。德国汉学界和中国艺术的爱好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关注，可见一斑。

期间，我每周有固定时间接待学生来访，主要是解决他们在完成硕博士毕业论文的诸多问题。我还拜访了海德堡大学科学院院士雷德侯教授、科隆东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罗莎、瑞士国家博物馆卡尔森·金博士等专家学者，探知德国乃至西方近年艺术史界的学术成就。外国学者很会找题目，这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雷德侯教授正主持一项很大的工程，将中国所有的佛经刻石整理、释文并出版，大约有好几十卷。

在德国乃至在欧洲，博物馆与高校的学术联系十分密切，业务人员的岗位互换也是经常有的事情，有许多艺术史教授在学校毕业后有过博物馆工作的经历。尽管德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的国际化程度非常之高，但他们一点也不满足现状，在项目经费方面，依旧优先发展国际合作的科研或展览项目。他们的学术领域比较宽广，不会只研究中国某一个时段的文化，从教师到学生，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有一个领域是共同的，关注中国文化和当下中国。德国考古研究院主席费德丽克·弗莱斯女士不是汉学家，但十分希望了解中国的学术界，她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我不懂中文，我只有通过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学术论文来了解中国的学术界，不过这样的译著在欧洲实在是太少了。”这不得不使我感慨万分，如何集中国内外的翻译力量，将中国学界的好书译成外文，传播到海外，激发起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学术，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学习中文。

在德期间，我除了考察柏林和其他城市的博物馆之外，还考察了巴黎集美博物馆，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馆东亚博物馆、科隆东亚博物馆和林登堡博物馆就其所藏的部分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书画的真伪、作者、内容等进行初步鉴定，并与馆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业务交流，对方均作了鉴定记录。我还向柏林东亚博物馆的图书馆赠送了故宫博物院组织翻译、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藏传佛教文物》。

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德国以及欧洲的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整理和展览馆藏的中国文物，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在他们的博物馆中国文物展厅里，常常有中学教师带着学生讲授如何欣赏中国书画，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只能在欧洲博物馆的油画展厅里才能看到。这说明在西方，关注中国，已经开始从中学生抓起了。

在德国的70多天里，我有条件广泛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从总体来看，德国学界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是比较理性的。长期以来，他们以平等和谦虚的心态关注、研究中国。不难发现，德国民众非常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战”使德国各阶层深刻记取了许多沉重的历史教训。有德国朋友曾自豪地介绍德国文化的特点：一是讲求秩序，二是哲学思考，三是机械制造。这些都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孜孜以求的，尤其是前两者，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发觉得无比重要。

德国在古建修复方面有其独特的理论，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他们主张古建复建，这是符合德国国情的。在“二战”中，德国的许多工业城市遭到了摧毁，大量的古建筑变成一堆瓦砾。在战后的几十年间，他们按原图纸在原地陆续复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古代建筑，如大教堂、歌剧院和王宫等。这在德累斯顿最为鲜明、最为成功，其复建是整体性的，包括古建筑的周边环境，并尽可能使用原材料，在没有旧材料时，就用新材料。2006年，德累斯顿花费了14年的时间复建成了巴洛克建筑圣母大教堂。有意味的是，德国政府有意识地留下一些著名建筑的战后残骸，以此警示后人：和平是多么的珍贵！由此，我联想到国内一些在过去自然坍塌的古建筑，由于某些限制，难以恢复，是否可以借鉴德国古建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在欧美，随着老一代西方汉学家的离世，新的一代尚不能完全替代前辈，西方的汉学面临着发展的困境。有鉴于此，我们应当适时开展中国文化的“援外工作”。对于中国文物，我们除了面临着物质层面的保护之外，还面临着精神层面的文史阐释，这是一种精神保护，同物质保护一样重要。这就是扩大中国学界正能量的声音，防止中国文化内涵被降解、曲解或误读。我们在讲述价值观时，必须注意其学术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必须形成体系性的深度认识，这样才会被西方世界所理解。这就要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必须将广度和深度结合、普及和提高、短线和长线都结合起来，方能形成大局大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