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以仁改造礼，在政治思想领域开启了以仁理政的先河。战国以后，诸侯并起，相互争霸，仁政受到挑战。作为孔子的思想传人，孟子同样坚持仁政，如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霸是“以力假仁”，王是“以德行仁”，前者以力服人并不是心服，后者以德服人，则是心悦诚服。他又以善政与善教比较，说明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得民心。仁德、教化本身就体现仁政。统治者“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施仁政则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以民为本：施仁政首先要得民尤其是民心

孟子认为，统治者施仁政首先要得民尤其是民心。他说：“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得民才得天下，相反，失民则失天下，得民在于得其心，失民也在于失其心，民心是最重要的。有道即方法，得民心的方法是积累民之所需求，抛开民之所厌恶，所需所厌以民意为指归。这也表现为以民忧乐为忧乐，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统治者所乐不应“独乐乐”，而是“与人乐乐”，不应“与少乐乐”而是“与众乐乐”。天下子民皆乐也即君王之乐，或者说君王之乐反映子民之乐，以民为本是仁政的精髓。

另外，需要推恩。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为在家率先垂范，尊老爱幼并推己及彼，以仁爱之心推及妻子乃至于兄弟，进而推及于家国，做到这一点就会得心应手地治理天下。而是否推恩至关重要，“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可以说，推恩是仁政的重要体现。与此相关，他又讲扩充，人心中固有的仁义礼智道德只是发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扩充即扩大充实，实际上是把人心所含有的仁义礼智因子通过后天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不仅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平天下。推恩与扩充属于仁政的实践，是其实现的重要途径。

心怀仁义：治国应以义为上，讲义则国泰民安

孟子继承孔子讲仁也讲义，如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相对而言，仁属心偏于内在，而义属行为偏于外在，仁是良心，义则是正路，仁义结合体现良心由内向外的实践过程。在义与生命出现矛盾时，他主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义，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仁政这一正义的事业，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孟子见梁惠王，两人对话涉及义利。王说：您不远千里来将对我国有利吗？孟子答道：王何必言利？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大夫、士人、庶民都只想着如何利于自己的国、家、身，或者说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彼此利益对立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把利置于义之上，不夺到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不存在讲求仁义而遗弃其父母，以及讲求仁义而轻慢其君的人。王讲仁义即可，何必言利呢？这是告诫统治者治国应以义为上，讲义则国泰民安，一味地追逐利益必然造成社会动荡。

处理义利关系以仁义为上，不应该怀利，如孟子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相反地，“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心怀私利，做事动机不纯，人心疏离，社会涣散，国家必然崩溃。心怀仁义，社会有凝聚力，国家必然强盛。心怀仁义为施仁政树立了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