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术史学科化以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们思考转变过程中的得与失,同时应明确自己的研究立场。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才能更好地认识漫长的美术史学史,对纷纭的“国际学术界”做出正确的判断。中国美术史尚有许多宝贵的传统等待我们去发掘,但我们往往对自己的传统叫得响,而采取的行动和研究却不够,这也许是学者们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在百年前就有这样的见识,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美术史,仍然能从这番话中受益。

“美术史”(Art History)这个词来源于西方概念,中国古代传统中虽有书史、画史,但是和西方讲的美术史不能完全对等。从笔记、题跋和诗变成论文,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美术史,应该说一说这转变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中国古代的鉴赏、品评最讲究感受的交流,《光明日报》刊发的曹意强教授《发掘中国画论活性基因》一文已强调了中国画论“启发视觉关注”的特点。这种对感受的“唤起”有时甚至超出“视觉”之外,如李慈铭《叔云为余画湖南山桃花小景》一诗有“山气花香无著处,今朝来向画中听”一句,将视觉、听觉和嗅觉一起调动,即是一例。

语言和画面之间的隔阂是论画的一大困境。西方哲学家因为意识到语言的陷阱而与之苦苦搏斗。与这种态度不同,中国古人利用了语言的陷阱,将微妙的意蕴藏在套话的夹缝中,像变灭的云烟一样,弥漫在画与文字的山水之间。可惜这种品评形式,随着中国美术传统的“学科化”而式微。

不光是美术史,文科的“学科化”都是从注释的确立开始的。古人讨论艺术问题,因为讨论者具有共通的知识基础(典故储备和诗的技巧,更不用说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并且是在互相信任的友情中交流,加之不像现代人这么在意发表专利,所以用不着注释。注释的出现一下子把“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的感受交流转变成讲道理了,不仅公开,还要面对质疑。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注释,业余的艺术鉴赏才变成共同的集体事业,从此中国文科得以与世界文科在同一套规范下交流,没有隔阂。但那种“诗意的栖居”也就只能留在一片冷落的旧园中了。

西方的“美术史”学科于19世纪诞生在德语国家,它不是具体的艺术家的历史,也不是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历史,而是作为一个抽象存在的“美术”的历史。抽象的“美术”像灵魂附体般附着在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行动中,附着在每一件艺术作品中,是美术史的主体。这灵魂有朝着一个目的去的意愿,这就是历史的动力。有了主体和动力,抽象的“美术”才能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才成为历史。当时人们相信,从这种抽象物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或一个社会的情况。这种史观主要出自黑格尔的哲学,它给美术史家带来一个观念——仅仅将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还不成为历史,要成为历史,必须有“内在的”线索。

西方美术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之间,学术纪律最强,研究水平最高。西方人把美术史当作一门人文学科来研究,它虽然包括鉴定学和评论,但它只把著录和鉴定视为基础,把评论视为枝节,它着力研究的,是像观看之道(贡布里希)、历史观看之道(巴克桑德尔)等那样的问题,他们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于整个人文学科的价值,贡布里希写给艺术家看(《艺术与错觉》),巴克桑德尔写给社会史家看(《绘画与经验》),哈斯克尔写给历史学家看(《历史及其图像》),等等。这样的美术史追求文科共通的智慧,而其彻底漠视实际效用的治学态度。

这种态度近于张彦远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它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也让我们低头深思。早在民国时期,陈寅恪(其《柳如是别传》的序中恰好引用了张彦远“无益之事”一句)等一批顶尖学者就认为,中国与西方研究落点的不同,不在求实,而在务虚。西方美术史讲的著录、鉴藏、评论和艺术家传记等等,我们的传统里都有,而且粲然大备,毫不逊色。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问学态度,以及由它主导的问题研究。如果不学这种东西,那百年来美术史的学科化努力,又是何苦?

旧式的美术鉴赏已经转变为现代美术史学科,这一变化看来不可逆转。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回古人,因为做不回;不是为了划清中国文化的边界,因为划不清。但我们的研究立场必须站在中国本土,因为唯有亲近大地和同胞,才能提出真诚的问题,才能对漫长的美术史学史做出明智的取舍,对纷纭的“国际学术界”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如我从自己的立场看约翰·伯格,我很赞赏西方人从他们的角度写中国美术史,这一类作品曾经给予我们许多学术上的滋养。但是学术写作和任何写作一样,都有其预设的读者,一部写给不懂中文的美国读者看的中国美术史,必然不同于一部写给中国专家看的中国美术史。在判断这些著作甚至学习这些著作时,我们必须明确其写作立场,否则就可能会跟在后头“提别人的问题,操别人的心”。

范景中曾经感叹:“西方人研究拉斐尔的著作可以摆满一面墙,我们研究文征明的著作有几本?”西方的美术史学科正经历着一场危机,我们可以操心,也可以不操心,中国美术史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叫得响,但采取的行动和研究却不够,这也许是学者们需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万木春（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