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涌动

1990年代新一轮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化”，诗人则彻底“被拍在了沙滩上”。“那时社会崇拜的是商人、有钱人，有的诗人都不屑于说自己是诗人，觉得穷酸气。”《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

彼时，北京大学未名诗歌朗诵会的地点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从百年大讲堂转移到容纳400人的电教报告厅，后又撤至容纳300人、条件简易的二教，最后退守容纳150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其他高校的状况概莫如是，甚至更为惨淡。校园诗歌的冠冕就这样从无上“神坛”一阶一阶地滚落。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写道：“90年代以后，诗歌除了原先的压力之外，又受到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大潮的冲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或也因此，记者在寻找联络90年代“在现场”的诗人时也颇艰难。

但终究还是有的，比如诗人胡续冬。

“氛围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一下子终结了的。”胡续冬在1992年进入校园，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校园里写作阅读上的“传帮带”现象尚在，一批诗人在校园内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强地昂着头，夜起诵读，饮酒论诗，结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撑这个氛围的很多支点没了，就显得比较尴尬。”胡续冬说。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态及意义。这种无人喝彩的尴尬，倒促使胡续冬等开始思考些超出所谓“校园范儿”的东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写作策略来回应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大约在1994年，他们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由高蹈的才气型写作转向冷静的分析型写作，从狭窄的抒情传统迈进了现代诗艺的门槛，“投身于一种当时心目中更复杂、更具反讽意识、更有历史纵深和日常细部的写作之中”。

“当时整个诗意系统发生了变化：朦胧诗的诗意更多来自‘意义’，第三代诗人反对这种‘意义化’诗歌，更倾向于语言本身。而90年代诗歌更注重内在的诗意，更深入生活和心灵。”沈浩波说。

沈浩波，锋利、激进，是20世纪90年代绕不过的一位诗人，也是争议颇多的一位诗人。

1998年，他在读大二时，先后结识其师兄侯马、伊沙、徐江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摒弃原先的学院派写作倾向，逐渐接受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并在同年写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抡刀砍向“知识分子写作”，气势逼人，不留回旋余地，也成为第二年爆发的“盘峰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在这场诗歌界的“华山论剑”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立，颇有些“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意味，争论不止，影响甚广。

臧棣曾这样评价胡续冬、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他们的诗歌疆域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