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洛迁沪 角力之争

克服了重重压力，故宫文物终于踏上了南迁之路。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在军队护卫下，故宫国宝暌别了帝王居所。之所以选在夜间悄悄进行，也是因为当时所受阻力太大，为免横生枝节起见。9日，第一批文物安抵浦口火车站，但由于行程太过仓促，暂时没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所有文物必须暂留火车候命。而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文物存放之地再次起了争执，以宋子文为首的迁沪派主张将文物运至上海；蒋介石则主张运到南京；而以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继为首的迁洛派则提议，将故宫文物运至洛阳保存。他认为运到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国人庇护是国耻。宋子文则再三保证，将文物迁往上海，只是权宜之计，“一俟北方宁静，即将文物迁回。”

其实早在文物未迁移出北平前，张继就曾向行政院建议，将故宫文物“移至郑洛，以免贻寇”，但未成主流意见。此时重提迁洛，说是对古物存放地之争，其实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权力之争，但连累故宫文物在浦口滞留了22天之久，使整个文物南迁工作陷入困顿。

内部争斗情况具体如何，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根据档案记载，先是迁洛派占了上风。2月8日，当文物专列尚在运往浦口途中时，中政会第343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上，张继提出将文物改迁开封、洛阳一带，而此次会议，宋子文等迁沪派恰好不在南京，没参加此次会议，故迁洛成了主流意见。最终会议决议“将故宫博物院运出之古物文献，暂分置于洛阳、开封妥为保管”。但没过几天，口风又变，2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致国民政府函中称：“此项古物总数达数千箱之多，存放地点须有相当准备，应先觅得场所宽大之房屋，俾能尽量容纳便于保护，此则宜有防火设备及免受潮湿方法，庶可以防危险而免损坏。现在开封、洛阳一切均无准备，若遽将大批古物运往，事实上恐无法存置。”诚然，故宫南迁文物多达19557箱，仓促间要在洛阳找到合适的安置地点确实很难，故中政会决议将古物“暂存南京，俟开封、洛阳准备妥善，再行起运”。如此看来，迁洛派和迁沪派似是达成了某种妥协。但很快，迁沪又成了主流意见。2月24日，中政会再次致函国民政府，决定“第一批故宫古物中之书籍档案存于南京，其余古物照行政院原定计划存于上海”。国民政府随即在给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训令中明确了这个决定，并要求“迅速执行”。

3月5日，1054箱古物、图书抵达上海南市招商局金利源码头，随后分存于事先租定之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二楼两处仓库。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精品在内的四批文物陆续运到上海。文物在上海保存了4年，其间还挑选了80箱精华之物，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惊艳国际，轰动一时。

但上海终非保存文物之良地，因其为“华洋集处，夙多莠民，为时既久，难保无窥伺之心”，且气候潮湿，不利于文物的保存，南迁文物存于上海，不过是权宜之计。1933年7月，故宫博物院首届理事会决议，通过建筑南京分院及保管库一案。1936年9月26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典礼在朝天宫举行。当年12月，存放于上海的文物箱件被运至南京朝天宫保存库。但可惜的是，没过多久，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故宫文物再次开始了漫长艰辛的西迁之行。

关于故宫文物迁移的种种争端，通过档案，部分还原了当时场景。窥一斑以观全豹，故宫文物迁移过程坎坷不断，开始及过程中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各方势力暗潮涌动，各怀鬼胎，但好在故宫护宝人面对重重困难时从未退缩，是他们用整个身心，甚至生命来守护国宝，使其未受损害，这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值得永远追忆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