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画历史画，最难捕捉的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人物气息和社会气息。就像以前，我们下乡写生的时候总想去老房子多的地方，寻找江南水乡古朴的韵味，可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气息已经很难寻觅到。现在看上世纪60年代罗工柳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画过的一些革命历史画，所体现出的味道，我们现在的画家就很难复制。我们现在画历史如果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技术层面的表达上，历史感可能相对就会显得弱些。

每一代人对历史的感悟各有不同，都带有自身所处时代的气息，也会受到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在创作上，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图像感觉来规划出总体画面，希望在作品中体现出我们自己的风格，既要叙述历史，也要表达我们自己对于历史的思考，在画面中体现出我们的艺术语言。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画面中都会以人物刻画来作为历史画的重点表现。历史画的创作都是巨幅创作，创作起来不仅费时间，而且要画出新意，这些都是难点。同时，国家对于历史画的创作越来越重视，创作一幅历史画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历史画关键的是重视细节，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但是画过往的历史，我们能参考的资料又异常有限。印象最深的2009年国家重大美术工程的油画作品——《1937.12.南京》，这件作品是许江、杨奇瑞、崔小冬和我们两人共同合作创作完成的，该画在构思时就经历很多反复和各种尝试。当时我们一行人去南京，希望寻找一些当年的历史感觉、证物与背景，但到了以后发现城市变化巨大，基本感受不到那段历史，找到的老照片也比较模糊。

我们在南京转了很多地方，寻找创作灵感，也实地进行了走访，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了解当年的一些往事，关键是在燕子矶江边确定了大致的绘画视点。回来以后，我们画了草图，明确创作思路，即：在死尸堆积的“坑”前，以相对集中的场景来展现杀戮后的现场。围绕“坑”的意图，作出“坑上”和“坑下”两种视点的构图方案，并画出了数十幅草图。这时，构思和画面形象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坑上”以南京城为背景，大视角地展现现场感；“坑下”则以仰视的构图，在历史照片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衍化。最终，“坑下”的方案后来得到了当时历史画创作组委会的认可。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当时的文献资料，这些历史瞬间我们在画面中都进行了保留，比如两个日本兵在杀戮现场发烟；比如被俘中国人的不屈影像，都在画面中进行了表现，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大部分来自于历史图片，所以非常有历史代入感。

当时，正好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也初剪完成，我们看了后感受到电影试图在表现中国军民面对杀戮时孱弱却又顽强的民族精神的真实性，电影中的一些人物眼神和典型动作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我们也把这种感受融入到了我们的画面中。此外，同样那张著名的抗战期间武汉空袭后哭泣孩童的照片，我们也设计在画面中。

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因为画面中人物形象非常多，除了依据历史照片外，我们还借助模特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场景，来完善、补充和提炼收集的图片素材。画中人物虽多，但是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形象并让观者对形象背后的故事产生联想。这些人物放在一起撑起了整个画面。

从直观描述的画面中，我们力图将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历史表象直接地呈现在观者的面前，作为真正有现实主义精神地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真人大小、被虐杀的中国平民和军人堆积在我们面前，而嗜杀的日军以胜利者的姿态伫立在“坑”上，“欣赏”着自己的“战果”，这种景象给人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上的震撼在于给观者强大的悲剧色彩，让观者身临其中，感同身受。

作品《1937.12.南京》的正稿绘制，我们前前后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历反复修改，每个人物形象和细节都反复推敲，很多次抹去重来，画面上的颜料也是越来越厚，这样也恰恰衬托出了历史画的沉重感。

2016年，我们和许江又一起创作了去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史诗美术大展”中的作品《文天祥——过零丁洋》，也是一幅历史画，画的是南宋末年的一段历史，距今天更远，画面核心文天祥这个人物形象，也是数易其稿，在图像资料和我们的常识性认识里进行综合提炼，不仅要让文天祥这个人物形象符合历史，同时也要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整幅画面的基调。同时在整体的天地环境描绘中，在画面情绪上突显这种基调，突显一种天地悠悠的悲悯感怀。历史画的创作要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也要强调整体绘画技法的统一和画面整体的情绪把握，这很难，却能打动人心，产生共鸣。

（本版文字由夏超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