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求助者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自己所在的传销组织“骗来的都是农村里穷人”。蒋德胜为了取证，佯装求助者以前工作单位的领导，进去传销组织里“考察项目”。

待了三天，他掌握了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人员和资金规模。出来后，他到当地的工商局反映了情况，提交了材料。后来，派出所用了两天时间把传销窝点“端掉了。” 

从那以后，蒋德胜开始了解保险、直销的课程，看心理学书籍，甚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发现，“洗脑方式都大同小异”，陷入传销里的人都是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赌博”。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窝点内的墙面上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视觉中国 资料

在遇到蒋德胜之前，郑明敏还在传销组织里做着赚取千万元的美梦。

见到他时，蒋德胜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职业，而是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聊天，相继推翻了他在传销组织里接收到信息，持续到下午6点。一天下来，郑明敏清醒过来了，“当时的感觉就像高考，觉得自己能考清华的，结果成绩发下来，发现自己连地方的二级大学都考不上。”

后来，郑明敏成了一名反传销志愿者。像他这样的受害者，蒋德胜救过上千个，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承认自己也有失手的时候，一些受害者被劝说出来后，又被传销组织二次洗脑。

蒋德胜说，反洗脑过程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年龄阅历的人制定不同的方案。过程分为两部分，前期是从共同话题入手，拉近距离，目的是让对方认可你的能力学识人品；第二步引入正题，将传销说辞理论现象融合到逻辑性很强的一套系统中。

凌云劝导的方式，主要是剖析传销危害，分析其内幕，再加上一些典型的案例和现身说法的视频。“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让他对传销的危害有一个深切的认知和体会。”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围剿传销的书，研究各种各样的传销形式、手法和动态。

和凌云的做法不同，张东通常会让受害者读十遍涉及传销犯罪的刑法224条，再讲传销里的工资漏洞，他曾经用这个方法解救了徐洪。

徐洪在银川的传销组织里待了三个月后，家人发现他的异常，电话不接，也不透露工作地址，被洗脑后的徐洪成天想着把朋友也骗过去。家人找到张东，花了两万元钱，把他从传销组织里救了出来。

某传销组织窝点内发现的“软件”，App里的内容均为传销资料。视觉中国 资料

张东把他带到宾馆，花了8个小时反复跟他讲“刑法224条，传销里面的工资算法、漏洞和传销的危害”。

“灰色行业”

解救过上万人，张东承认，反传销是一个“灰色行业”。

之前有一次，他下定决心要退出这个行业，手机关机一周。后来开了机，求助者的短信塞满了他的手机，最后他忍不住给求助者回了电话，又回到了这个行业。

在张东的反传销QQ群里，每天有不少求助者慕名而来。求助者找上门，张东直接告诉对方，需要承担他们在救助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车票、住宿、饮食、软件定位的花费等。

几百个求助电话中，他在确定有95%的解救可能性后，再和求助者谈价钱。收费一般在2万至4万之间，具体收费标准根据难度来定，如果是在河北地区，“没有打草惊蛇的”，收费两万左右。如果是福建、浙江、湖南一带的暴力传销，收费可能会超过4万。

救助结束后，张东会问对方是否愿意捐助，“我们需要生活，金额他们自愿定，有的捐一两千，或者三五千，最多的捐了八千。”

2011年，蒋德胜和志愿者一起创办了中国反传销爱心互助网。“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没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所以我们一分钱的资助也没接受。”但团队人员在解救过程中，求助者递过来的红包他们并不拒绝。

李旭在北京有一栋三层办公楼，一楼是餐厅，二楼是宿舍，三楼办公和接待受害者及其家属。

一家曾经在李旭团队待过的反传销互助网站的负责人王免回忆，这个行业存在隐形的暴利业务，“讨债”是其中之一。进入传销组织一般要缴纳费用，受害者被救出来后，组织也不会轻易退款。部分反传销人士会负责把钱讨要回来，他们称此为“讨债”。

据他回忆，当时在团队时候，捞人讨债、定位在圈子里存在都比较久。每次捞人讨债的时候，李旭团队从中收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提成。“这个钱基本上就是李旭那一层级的自己拿着，给下面团队成员多少都是他自己安排。”

另外到各地的受助者家里去“反洗脑”的工作时，会按距离收取差旅费，远一点的地方收取一两千元。“其实没人能对反洗脑的效果负责，可是受害者家人找不到什么求助渠道，找这个行业的人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大家一开始都是抱着公益奉献的心态，但不收费是生存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