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留学英国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价值?

陈佳洱:最主要是学到了怎么做科研,以及科研需要怎样的思维方式。

一开始,我觉得英国人挺松垮,早上大概要九点来钟到,到了十点半就茶歇了,午饭要吃一个多小时,到下午三点半又茶歇了。看上去,似乎没工作多长时间,但后来发现,他们的茶歇和吃饭花这么多时间,其实主要都是用来进行思想交锋。

在他们的科学文化里,做科研最重要的要发展新思路,不然做不出好的研究。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没有新思路就写论文,讽刺这种人是“论文机器”。这是我在英国得到最重要的收获。我当北大校长时,就反对简单地用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职称,后来又加上什么刊物的“影响因子”,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研究有什么新思路、新理论或新方法,对推动科学前沿的发展有什么新贡献,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贡献。

高渊:但这个问题现在也没解决。

陈佳洱:对,所以我还不断在提。现在无论是评职称,还是读硕士博士,最后都要靠论文,导致大家只关注写论文,成了英国人说的“论文机器”。

山沟沟里搞加速器:“反正什么活我都干。修铁路的时候,要扛100斤一袋的水泥”

高渊:你从英国回来,就正好赶上了“文革”开始?

陈佳洱:我是1966年2月份回来的,“文革”还没开始。回来后,我就找到国家科技委,汇报发展中国加速器研究的重要性,后来科技委基础局决定批给我500万元经费,相当于现在5个亿,让我在国内发展国际上最先进的等时性回旋加速器。当时我非常激动和高兴,我们教研室扩充到50个人,大家都干得很投入。

结果干了没几个月,“文革”爆发了,我被扣上五顶帽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右派和特务嫌疑。红卫兵把我抓起来,和北大校长陆平一起关在印刷厂里打杂。厂里师傅对我都很好,说我腿勤手勤,帮他们搞技术革新。红卫兵来斗我打我,他们都保护我。

高渊:一直关在印刷厂?

陈佳洱:总共关了两年多,有一年关在第一教学楼,当时叫做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下放到汉中,在那里一直待到1979年,整整十年。一开始都是体力劳动,种地、养猪、修铁路,反正什么活重、什么活累就让我干什么。修铁路的时候,要不断来回扛100斤一袋的水泥。当时,我一顿饭要吃半斤。

高渊:那十年就没再碰加速器吗?

陈佳洱:开始的时候,我想这辈子搞不了加速器了,把英国带回来的书都卖了,只留了几本笔记本作为纪念。

后来,清华大学想搞加速器,他们知道我在英国研究过加速器,清华革委会就跟北大革委会建议,要我去清华联合研究新型的直线加速器。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讨论得到了一个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虽然先进,却因汉中山沟沟里的条件太差,不可能在那里研制出来。我就提出,让我留在北京继续查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调查,我发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螺旋波导加速器,对我们很有意义。虽然实验上还未做出来,但我觉得它的结构小巧、简单,有可能在汉中研制出来。

回汉中后,我就和技术物理系的同事一起,从事螺旋波导加速器的研究工作。我们和加工车间的工人师傅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绕制成有足够机械强度的螺旋线,并在此基础上制成相互耦合的螺旋波导,最后完成了高频测试并在预定高频功率下稳定运行。

为了测试载束运行下的性能,我们就将它运到北京,利用北师大的400千伏高压倍加器上的氘束,测试其聚束性能,结果非常好,只用了8.4瓦的射频功率就高效地将350千电子伏的连续氘束群聚为1个纳秒的脉冲束。实验结果与群聚理论的预期完全一致。1983年,我在美国国际加速器会议上报告了这一成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副校长、代校长、校长:“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突然打出来‘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有点吃惊”

高渊:上世纪70年代末回到北大后,担任什么职务?

陈佳洱:我回到了技术物理系,担任教研室主任。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钱三强同志还让我负责全国低能加速器研究规划的制定。

高渊:然后,直接从教研室主任提升为北大副校长了?

陈佳洱:对,那是1984年,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我在去英国之前曾担任过系的副主任。可能那个时候要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我那年正好50岁。那时北大还特批了十名正教授,我是其中之一。

高渊:当副校长之后,你分管什么?

陈佳洱:分管外事、科研,后来还分管方正集团。最早不叫方正,叫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

高渊: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横幅,你事先知情吗?

陈佳洱:那天我就在天安门上面,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他们突然打出来“小平你好”,我有点吃惊,我想学生会不会闯祸?回头一看,小平同志在带头鼓掌。

我的感受是,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