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范勇鹏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大力打造责任政府,优化办事流程,严格执法,政府决策广泛吸纳群众意见,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传播手段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等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更多考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处理方式受到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一个概念时常被人提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所著历史书中的一段表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有不少西方媒体喜欢在评论中引入这种说法,并将矛头指向政府。当然,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是正常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存在多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这也与社会观念、大众共识、媒体引导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

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

塔西佗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人们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时常常会忽视。

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西方国家资本集团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冷战初期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冲突高涨时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而在矛盾缓和时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权力反噬,资本利益集团创造出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

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路径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中华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的民族自强和解放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避免亡国灭种。虽然当时国力衰弱,但人们依然希望有强大的国家来凝聚起民族力量,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再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要建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每个阶段的历史重任来看,中国社会都不是个体至上的,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西方政治学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传播到中国,后来对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等都产生影响。这在学术积累不足的时候可能难以避免。但时至今日,西方话语与中国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出现诸多不适应,需要我们加紧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思想支撑。

具体到政府公信力问题,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别,“社会”的通常被说成是好的。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指的是人民整体,而西方话语中的所谓社会实际上背后往往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能代表民众整体利益。但是,在这种观念误导下,民众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倾向于支持所谓“私”的一方。

同时,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而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中,群众对公权力产生了一种先验的不信任。

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权力的具体执掌者之间很可能形成各种利益串通和共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怎么可能靠权力分立的设计就实现公正廉洁?实践中,西方政治运行中权钱交易、互相倾轧随处可见。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矛盾,不能用它来解释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它也不能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事实上,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缺失、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政府公信力并没有获得提高。过去几十年间,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实际上为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