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部、人社部不久前联合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要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并进一步规范了高校职称评审工作。这是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将高校副教授评审权审批调整为省级教育部门后，有关职称改革的第四份文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先后印发，意在强化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一系列强力推进职称改革的政策文件，将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带来怎样的新局面？且听各方解析。

每到年底，山西某高校教师陈锋的心情，就像此时的天气一样，寒意凝重，因为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了。

“真是难熬的季节。”陈锋沉沉地叹了口气，“评职称是高校老师最大的事。”为评正高，陈锋已经“熬”了四年，但依然感觉“遥遥无期”。前几年，是因为论文等“硬杠杠”不达标，后来，好不容易发够了文章，但因为学院没有指标，只能“干等着”。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任何有关职称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的神经紧绷。

教育部、人社部不久前联合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当天，陈锋就盯着这份文件看了两遍。“把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后，怎么管很关键，我们也最关心。这份文件对监管有了明确要求，对我们老师肯定是个利好。”他告诉记者。

《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对因评审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投诉较多、争议较大的高校要进行整改等。

一年四份文件，剑指改革核心

一年之内连发四份文件，国家对高校职称改革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见。

今年1月，《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印发，明确提出将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符合条件的市地或社会组织，推动高校等单位按照管理权限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十多天之后，《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发布，取消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权。这也意味着，高校可以自主评审副教授了。

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并明确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11月，教育部、人社部印发《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后的监管工作作出了明确部署。

四份文件，剑指同一核心——将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多次解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同时指出：“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并不断加强监管，有利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规范高校职称评审工作，有利于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规避放权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乱象

评职称是项工程，更是场持久战，每个高校教师都深知它的“厉害”和“严酷”。

“新中国建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实行的是计划分配和定额分配，国家主管部门不仅掌握着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审和审批权，而且还规定了职称名称、设置标准、工作量考核、晋升条件，等等。由于名额有限且高校缺乏自主权，教师为了评上职称，往往使出浑身解数，从而滋生了很多问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介绍，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采取积极措施落实、保障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相继下放了一些如职称评审权、国家重点学科评审权等，推动了高校的去行政化。

“‘不评不甘心，参评很累心，落评更灰心’，这句流传于广大教师群体的一句话，形象地表达出一直以来高校在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行政强势主导、重科研轻教学、片面追求论文和课题数量与级别等。”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说。

“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简政放权，让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审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定职称标准和配置名额。行政权力的干预程度逐渐缩小，而学术和专业权力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但陈超坦言，新的职称评审制度，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高级职称名额依然严重不足，一些高校开始限制教师职称申报次数，掌握职称评审权的教师滥用权力，因人设岗和戴帽下达职称名额，教师学术造假，人事部门监管不力，等等。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教授沈有禄表示，在未将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前，省里为了照顾各高校间的均衡需要，可能牺牲了部分优质大学中较高水平教师的评审晋升机会。下放至各高校后，由于学校各学院学科的发展规划及地位不同，可能造成学院学科间的不均衡，不受重视的学科教师，晋升及聘任机会相对较少。

“正是因为认识到下放职称评审权之后存在的问题和乱象，两部委出台了《暂行办法》，肯定了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的意义，但同时强调不能将这个权力下放到基层院系，学校负有主体责任，同时要对高校行使职称评审权进行全面监督，明确了监管内容、方式和惩罚措施，对于规避放权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乱象，确保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和规范具有现实意义。”陈超说。

“高校须用好下放的权力”

“《暂行办法》的出台，并不意味着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为了让广大教师在这一攸关自身根本利益的职称评审问题上放心、安心，高校还须用好这一下放的权力。”罗志敏坦陈，权力下放后，各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可能变得良莠不齐，对此，高校应在确保副教授、教授最为根本、普适性标准的基础之上，结合学校自身类型定位和学科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称评审标准。

他还指出，针对以往职称评审过程中存在的诸如利用组织评审、专家集体评审的名义徇私舞弊，评审出问题无从追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投诉无门等问题，要明确评审组织者、评审者和被评审人的主体责任，须将责任明确到个人。同时，还要完善评审结果的申诉机制，建立责任倒查追究机制，加大对职称评审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没有落实和执行，政策规定再好也只能停留在纸面。”陈超也认为，强化对评审人和被评审人的监管和追责，才能维护教师职称评审的权威性。要保障监管和追责落实到位，就必须有负责任、敢于碰硬的权威领导和执行机构。

“除了监管工作之外，高校还需要理顺和人社部门、编制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想真正做到高校人事权独立自主，那么，人社及编制部门在各职称的比例设置上就不应有过多限制，要让高校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定位及学校教师队伍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各层级职称教师的比例，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地选拔与聘任真正优秀的人才。”沈有禄说。

“要想真正解决教师职称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本之策是在增加供给方面下功夫。”陈超强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必须按照合理的增长比例，实现教师职称数量的有效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职称稀缺这一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