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26日电 委员建言资政力求“说得对”。有时，囿于各种条件，“说得对”不一定就会转化成政策、决策。这时，就需要委员们勇于、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提高“转化率”，推动条件完善、成熟。

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委员们，正在生动地演绎这一点。

“重要的建议说三遍！我一直在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工业原材料的生产问题，再过5年，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造电动车的原材料谁来提供啊？”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有时话题会突然变得很集中，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刚一抛出上述观点，同组同排坐的好几位委员就开始找话筒，准备“附议”。

常振明提出，工业原材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截至目前，我国锂、铜、铁矿以及大豆等大宗商品80%靠进口，无论原材料价格如何波动，我们都得买，而往往是我们买的东西，价格都高。

常振明进而建议，战略性资源储备的问题已经到了国家层面应尽快考虑的时刻了。

“我国在钢、铝方面对外依存度也不低，世界矿业巨头净利润上升，中国买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常振明话音刚落，挨着他坐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集团董事长葛红林“开腔”。

他提到的“贡献”，不由得让大宗商品圈回想起了今年1月，巴西淡水河谷一座尾矿坝发生垮塌的事。

事故发生当天，铁矿石价格每吨涨了5美元，如果我国要进10亿吨铁矿石，等于要多花50亿美元，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80%，也由此成了这场事故的最后买单者。

此前也有市场人士统计，近年来中国钢铁产业去产能，减少了对铁矿石的需求，铁矿石市场理应降价，但其价格不降反升。

面对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卡脖子”，我们该怎么办？

对此，葛红林建议，政协委员应该在这件事上多呼吁:“我们经济界有很多委员，是来自或过去长期工作在基础原辅材料生产企业，对石油、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市场变化高度敏感，对过去大宗商品价格的跌宕起伏有切肤之痛，也对政府部门及时应对供求变化有着迫切之需，我认为，该干预的要决不手软，该调控的要适时适度。政协经济界的委员们应该多发声音，多提建议，让我们国家在大宗商品的价格管控上更加科学、更加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我补充一下煤炭的例子。”作为能源企业界的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凌文按开话筒。

据他介绍，两三年前煤炭价格坐了过山车，从1200元/吨降到300多元/吨，当时国家发改委做了一个有益尝试，就是评估煤炭价格的合理价位到底是多少，并由此给价格设置了绿色区间，“绿色区间之内，买卖双方可以正常交易；如果价格高了，就进入被关注的黄色区间；价格如果再高，政府就要出手了。虽然配置资源是市场的事，但政府也有引导的责任。”凌文挺感慨。

“作为能源企业代表，又是来自基层的企业，我想说几句。”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集团董事长薛光林的加入，俨然把这一阶段的小组讨论变成了原材料价格“论证会”。“有好多人说，我们建一个铁矿，不如直接去收购一个铁矿，石油开采也是这样，固定资产投资也挺大的。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有效扩充能源储备，避免被别人‘卡脖子’。”他的话成为这场20分钟专题讨论的结束语。

“政协委员就是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小组讨论意犹未尽，两会闭幕后，薛光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希望展开谈谈。连续多年提了很多提案，大部分集中在能源方面，他最大的感触是政协委员要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献计献策，一些问题，委员提出来了，如果一时半会没办法很好地解决，那就继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打破砂锅问到底，继续积极建言献策。

“我在能源行业做了26年，看到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涨时会给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也一直在思考，不断在建议，如何能在价格相对低的时候，加大对大宗商品，特别是原油、铁矿石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的储备，这些东西又放不坏。要把这些能源资源的储备扩展到能满足国内3-6个月的用量，起码达到国际标准的90天石油战略储备，其实并非不可能的事。”在薛光林看来，只要国内多建一些储存设施，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国家可以加大力度在国际市场采购油气、铁矿石等资源，作为战略储备储存起来。

“有了足够的储备之后，还可以高抛低吸，不仅可以平抑国际市场价格，控制国内原材料成本，而且还可以实现收益。我国有大量外汇储备，完全可以覆盖这部分采购成本。外汇储备这样做可能比单纯做对外投资，收益还要高一些。毕竟油气等大宗商品资源对我们国家来讲是刚需，价格合适的话，能省下来大量真金白银，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薛光林是生意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反复强调一点，那就是国际能源价格定价权不在咱们手里，要应对这种既定事实，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怎么出击？那就是扩大储备，把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有些国内企业为了平抑价格风险，已经出海买矿自己开采。但薛光林认为，买矿开采从开始筹备到获得实际产出，通常需要很多年，还得运回来，倒不如直接收购现货做储备，这在全球早有先例，欧洲一些国家也是这么干的。

“现在国家不差钱，缺的是怎么去落实这件事。”连续几年，薛光林的提案与此有关，他说为了这件事他还会继续建言。（记者 崔吕萍）

大赚我国钱，又不说我国好，这事得想点辙了！

近年来工业大宗金属的价格波动较大，其中不乏期货市场借着政治、社会、金融等事件为由头的炒作，而期货价格又直接反馈到现货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盈亏。从根本上说，主要源于我们忽略了对大宗金属的研究，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资源战略规划、价格机制建设并有效推进，缺乏快速有效的应对预案。

有同志从客观上找理由，又有人从主观上找理由，我认为，国家层面需要高度重视大宗金属的战略谋划，要加快提高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将价格调控在合理向下区间，降低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本，同时制约某些“大赚我国钱，又不说我国好”的资源大国。

建议由工信部牵头，会同有关部委和央企，成立大宗金属专家组，建立相关协调机制，关注市场，指导应对，更专业化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一是进一步加大大宗商品的战略研究，谋划铁、铜、铝等三大金属战略资源的全球布局，制定相应行动计划，开发一批，勘探一批，储备一批，形成未来稳定的来源。

二是加快研究铁矿石期货、铜铝期货利用人民币结算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在中国本土与全球投资者一起，建设并形成公开透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价基准，引导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提高避险效率，努力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深度服务我国经济发展。

三是通过对产业经济实体营销策略的有效调控，协调大宗商品海外贸易，探索建立平准基金和国家储备，进一步完善大宗商品价格机制，提升国家应对贸易摩擦的控制力和话语权。（葛红林）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石油越买越贵？专家剖析定价权那点事

3月11日，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发布未来5年石油市场展望报告时说，尽管全球经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但未来5年亚洲能源需求将依然旺盛，中国仍是重要的能源消费国。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而至关重要的消费者，却总与定价权失之毫厘。对此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石光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石油价格上涨是否有其自身原因？

石光：2014年中到2016年初，全球石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以上大幅跌至30美元以下，此后直到2018年10月，国际原油价格总体上涨，最高时超过80美元，目前在70美元左右。油价大幅波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从供给侧来看，欧佩克等产油国组织采取限产等措施，会影响供求关系，推动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速趋缓，对原油的需求也有较大影响。近10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一直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工业化已迈过峰值。此外，市场此前期待页岩油、页岩气等能够成为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品，这种预期可能对石油价格带来波动，但现在看来，短期内新能源还难以替代传统能源。

记者：我们能不能在石油价格相对便宜的时候，买上一些留着以后慢慢用？

石光：我国已建成了多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石油进口渠道，减少对单一渠道的依赖。比如，我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建起了油气管道，这会减少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起到一定的稳定价格作用。

记者：期货市场是否也能让我们提前锁定石油的未来价格？

石光：大型企业一般都会利用衍生品市场平抑价格风险，能源类产品的套期保值是规模很大的市场。比如，现在石油每桶70美元，如果预测3个月后可能会涨到100美元，那么现在可以利用期权来提前锁定油价。但套期保值只是利用金融工具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一种手段，能否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是更根本性的问题。

记者：定价权为什么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

石光：大宗商品定价权目前主要在英国和美国，这里有历史原因。英国和美国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很早就确立了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虽然现在英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一直保留着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地位，这是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

目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能源需求巨大，但定价机制是有路径依赖的，交易者主要还是参考美国的WTI和英国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更重要的是，全球石油交易主要是用美元计价，这是美国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们能够直接用人民币去买石油，那么我们的定价能力就会增强很多。

英国石油需求量虽然比中美要少，但石油是高度金融化的产品，伦敦是高度开放的金融中心，吸引了各国石油交易者，因此伦敦在石油定价方面也占得先机。

记者：在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留给中国的机会有哪些？

石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最大机遇。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举足轻重。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当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时，综合竞争力更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会更有优势。当然，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具有路径依赖性，美国经济早已超过英国，但伦敦依然保持着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中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也很重要。2018年，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挂牌交易，这是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向境外投资者全面开放，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这对于我国争取原油定价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中国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工具。（记者 崔吕萍）

大宗商品为啥卖不上价？咖啡豆表示“不服气”

说到大宗商品，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原油！没问题，因为原油是全球第一大大宗商品。

那么，谁是“亚军”？大豆吗？某种金属吗？都不是，答案是咖啡。

截至目前，世界前五大咖啡生产国依次为巴西、越南、哥伦比亚、印尼和印度。其中巴西和越南两国生咖啡产量合计约占全球生咖啡总产量的一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总经理舒洋说，中国咖啡产量在全球80多个咖啡生产国的大排名中处于14位左右。

全球咖啡卖多少钱，主要听两个交易所的：一个是美国洲际交易所，另一个是欧洲洲际交易所，虽然关注点各不同，但它们在咖啡定级定价方面说得上是“呼风唤雨”。

相比神奇的东方树叶，中国人对咖啡情不知从何而起。而对于中国咖啡主产区———云南的咖农来说，虽然过去30年他们利用气候优势努力种植，但也一直在被动接受外来品种、加工方式和定价标准，并没有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做太多工作，这也导致了中国咖啡产区种植品种略显单一。

“不只是品种单一，我们生产工艺也只能满足国际大型采购商初级原料商业豆的诉求，因为没有太多市场拓展的能力，导致与之相关的市场积累、品牌塑造对我们而言都是薄弱环节，自然也无法形成产品价格的话语权。相比之下，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他们的产量并不如中国，但产品的知名度、综合竞争力反而在我们之上。”舒洋说他马上就要出差去肯尼亚，在去之前，他似乎已经找到了肯尼亚咖啡综合实力较强的原因。

“我们最直接的出路是要走国际化、精品化路线：一方面与国际产业链、市场紧密接轨，通过开放的态度将国外优质品种和先进生产方式导入国内；另一方面走精品道路，放眼全球，我们发现商业及商业级别以下的咖啡是受到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的，精品级以上咖啡则有自己单独的定价体系和议价空间。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升云南咖啡的品质，进而提升它的议价能力。”舒洋如是展望。

他同时表示，中国咖啡要不断拓展亚洲市场，“这几年，随着一些传统的咖啡产区因种种原因成本上升，亚洲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咖啡生产交易的一个关注点，加之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也给云南这样的产地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小而精，通过品质拉动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夯实自身定价权。”舒洋对此颇有信心。（记者 崔吕萍）

以煤为鉴形成“中国价格”

一直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出现“买啥啥贵，卖啥啥贱”的无奈现象。这引发人们一个思考：大宗商品市场何时能形成“中国价格”？

“近年来，大宗商品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市场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中国因素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影响也愈发明显，对商品供需关系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但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企业在交易价格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全国政协委员、山西晋商民营联合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昝宝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昝宝石以煤炭举例道出了大宗商品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

从2008年开始，我国从煤炭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并在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煤炭进口国。

作为世界上煤炭产量最大、煤种最全的国家之一，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净进口国？

数据显示，进口煤炭数量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煤炭需求逐年增加，但又远离山西等产煤大省，导致国内煤炭供需出现局部失衡。

从国际煤炭市场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各国经济低迷，煤炭需求锐减，很多国外煤企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并大力促销。国际市场煤价低迷，加上运费、关税和增值税，大多时候进口煤到岸价仍低于国内煤炭价格。

昝宝石告诉记者，中国进口煤炭不是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是国际煤炭价格低于国内，所以并不会对中国国内的煤炭企业造成大的冲击。“虽然中国每年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的40%以上，但主要还是满足国内需求，即使出口，也并未掌握国际煤炭市场定价权，隐忧犹存。”昝宝石这样说。

昝宝石表示，煤炭与铁矿石一样，国际定价权一是看贸易量，一是看资源量。由于煤炭多处于终端消费，在定价权上，区域性比较强。

就拿亚洲来说，中国也没有太大优势，相反澳大利亚的出口在亚洲煤炭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在没有足够的国际定价权掌控能力之时，中国煤炭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并非100%安全。就像铁矿石和石油一样，进口越多，国际卖家和国际炒家就会把价格提得越高。

昝宝石进一步表示，参与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建设、争取相应领域的话语权，已经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企业来说，谁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谁就掌握了该领域产业链的利润分配。

为此，昝宝石这样思考：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要继续加大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开展资源整合；二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培养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商品市场顶级分析师，让他们在大宗商品市场领域中发挥影响力，发出中国的声音；三是建立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和交易中心，并融入到世界平台，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参与；四是加大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力度，完善配套服务机制，建立与商品交易相匹配的完善现货交割功能、金融服务和物流服务功能。（记者 李元丽）